这种活动的补偿性在于，它允许她们只专注于自己，并在如下活动场所中开辟出一片私密的空间。在这个场所中，她们的自身利益常常被认为等同于其他人的利益；她们也被界定为一种可为家人随意取用的公共资源。对她们而言，阅读浪漫小说解决了在她们身上被创造出来但是在父权制度内和生儿育女过程中未被满足的需求。

通常在理想浪漫小说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浪漫恋情，其重要性就在于它满足了女主人公以及与她产生认同感的读者的需求。这似乎进一步表明，在理想的阅读体验中，真正关键的或许是女主人公的成功，以及由此在她和间接分享了其生活的读者身上催生出的价值、权力和满足之感。

事实上，不论是大不列颠的奥克利还是美利坚的洛帕塔，她们都发现，家庭主妇对于她们的角色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它的与世隔绝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孤独寂寞。[208]

它解释了女主人公的蜕变过程：从一个孤僻、性冷淡、对自己的身份并无确定把握的迷茫少女变成了一个成熟、情欲饱满且很有贤妻良母气质的女性，她挖掘了自己为人妻以及势所必然的为人母的全部潜力，并履行了这类身份所应尽的职责。

与“史密斯顿”的一个浪漫小说读者群直接打交道，并在后者所给予的回馈信息的指导下，甄选了需要分析的小说，对小说本身进行了剖析，并构建了一套她自己的理论，阐释了读者为何会毫无自制地消费浪漫小说。

他们指出，要想对更加“普通的”（ordinary）美国人做出准确的阐述，因大众而出现并为其所消费的通俗文学才应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焦点。[13]

为了选到中意的作品，她们学会了解码浪漫小说封面艺术中的意象，解析封底宣传软文中的术语，并一再地选择那些曾让她们读得心花怒放的作者的作品。

浪漫小说的结尾向她允诺，只要她成功地掌握了解读男性行为的方法，她就能找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不论是父亲般的保护、母亲般的关爱，还是热烈的成年人之爱，全都将得到完美的满足。表格4.2呈现了这一论点的阐释结构。

假如她之后又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复原能量的话，那么，阅读浪漫小说就会再次显现出它的作用：它是一种合理的补偿方式。因此，在一个让女性产生了需求却又无法予以满足的文化中，浪漫小说的疗愈价值不仅可能存在，而且也很有必要；而这种疗愈的短效性则是女性重复消费它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个早已将男女具有同等能力这一主张视作确定事实的女性而言，浪漫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可能会显得愚蠢、依赖，甚至会让人觉得可悲，但是对于其他仍不确定这种平等是一种事实存在，或她自己是否赞同这种主张的女性而言，女主人公则显得很有胆量，甚至相当果敢。

浪漫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女性人格发展之路的记录，因为那种特殊的心理结构（psychicconfiguration）是在父权制文化中构建并得以实现的。

对于她们来说，浪漫小说既不应鼓励女性的反叛，也不要墨守成规，拒绝承认任何改变。相反，它应是一种认知上的探索，通过把有关于女性情欲的态度变化引入传统的机制和结构（它们被视为对女性利益的一种保护）之中，由此探究来采纳和处理这一认知变化的可能性。

这样的小说其实是在告诉它的读者，她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去应对的轻微暴力行为同样也可被重新解读为误解或因“真爱”而产生的忌妒的结果。读者便会因此确信，这些行为并不值得她们对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做出重大的改变或可能带来创伤的剧变。

人们当时会经常使用“庸俗社会学”这个术语，来抵制一度盛行过的、已是臭名昭著的阶级分析方法，它往往被用来针对艺术作品、艺术流派和艺术家，去进行简单粗暴的、归谬式的高下分类。

虽然这个行业越来越依赖半计划发行技术来缩小读者期望与出版商产品间的差距，但整个生产系统问题依旧：浪漫小说内在幻想的创作者、出版商和消费者之间仍存在着根本上的隔阂。因此，我们必须牢记的一点是，那些阅读浪漫小说的人不会关注她们自己创作出来用于阐释其经历的故事。

不管男主人公是否表现出极端厌恶女性的态度，所有的浪漫小说均在结尾处指出，只要阐释得当，男子气概对女性而言有百益无一害。它是性别差异的标志，因此也是爱情、婚姻和女性所希求的关爱的基本条件。

显而易见的冗余和文本间的重复是浪漫小说的典型特征。这类经常性出现的词汇势必会创造出因循落套的描述和公式化的刻画，却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确证读者的期望。

阅读身兼双重角色——“社交的和反社交的”（socialandasocial），因为“它暂时地阻断了个人与他的世界的关系，以与作品中的世界建立新的关系”

这同一拨的读者既乐于承认浪漫小说是童话故事或幻想，同时却又坚称它们包含关于现实世界的准确信息。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应指出的一点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主张或许是源于情节和背景的分离。

而通俗浪漫小说却与童话故事不同，它瓦解了幻想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但与此同时，它又巧妙地承认了它们之间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