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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不再盲目地信仰社会学的有用性。但是，尽管科学已经不再天真地认为自己是万能的，在人文科学中总还是遗留有科学万能主义影响的痕迹。毕竟，人们只有在科学的名义下才能真正地批评科学。

我有时候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文学和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动辄就会反对各种改革，固然可能是因为他们感到焦虑——他们确实有理由焦虑，也可能因为这些抗争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确实是大学生，确实是大学的成员。在抗争的时候，他们谈论大学，感觉到大学是属于自己的，从而获得了一种集体身分和公共生活，而这些在正常的大学生活中却没能给予。

在集权制国家，社会学则被简单地加以禁止或是沦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

社会学总是强调在描述与现实之间、在最为高尚的原则与最为平常的事实之间存在的距离，而将这一距离揭示出来本身就是有用的。

从对社会学的有用性或者使命的不同看法角度，我们把社会学划分出三大派别：批判派、合理性发展派和介入派。这种划分过于简单化，而且是我们重新建构的结果，所以不能把它看作是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的现实描绘。

事实上，与其说社会学在定义自己的社会用途，倒不如说社会在定义社会学的用途。

我们并不对就业市场负责。但是，我们要对我们提供的教育质量负责。我坚信，受过良好教育、自信的、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活的大学生，以后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改善社会生活。我们不能向学生承诺他们以后一定能从事他们梦想的职业，但是我们可以向他们承诺我们会尽可能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

批判派令我感到窒息：它们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假设之中；特别是它们把行动者简化成了社会结构的载体……

我们要求社会学具有有用性，可是当社会责任人或行动者要求社会学家来论证他们的决策时，我们又开始谴责这种有用性。这难道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吗？

强迫今天的高中生或大学生作人生规划，其实是社会学的幻想，也是精神上的暴行。因为对生活稳定的成年人来说，生活就像自己的作品，或者是某项已实现的规划，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讲述出来的生活就像“传奇”一样，是他们讲给别人听的、也是讲给自己听的故事，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讲述给生活增添一点可靠性和一致性。

当我虚构的人物越来越真实时，我忍不住会去怀疑自己真正的现实是否正在被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