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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遇见未知的自己。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支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其实，就人生而言，也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

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

人类，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是余震。真正的坍塌发生时，街市寻常，行人匆匆，风清云淡，春意阑珊。文化，在它的至高层次上绝不是江水洋洋，终年不息。而是石破天惊，又猛然收煞。最美的乐章不会拖泥带水，随着那神秘指挥的一个断然手势，键停弦停，万籁俱寂。

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要比赛生命力为什么不去找更为雄健的狮子老虎？专门与牛过不去，只因为它特别忠厚。

由此我懂得了在很多情况下，兴致比真实更重要。以前纳闷为什么我坚守某些事情的真实反而惹得那么多的人不高兴，现在懂了，人家兴致浓着呢。

其次，一个仅仅受过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豪？他辍学时オ十三四岁，以后八九年都在这个小镇里谋生，他凭什么填补了自己严重的文化欠缺？如果他后来只是一名表述自己主观感受的艺术天オ倒也罢了，但是举世皆知，莎士比亚知识渊博、无学不窥，不仅悠闲地出人历史、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而且熟知宫廷贵族生活，这难道是这个小镇能够给予他的吗？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美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結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濫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憋。

那么，一个文明如果不能正视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历史上那种与蒙味、野蛮斗时留下的狞厉。

以谦接物者强，以善自卫者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