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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了，到了四月四日妇幼节这天，吴伟奇看见吴火炎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堂嫂，拄着拐杖，从鸟雀榕旁的一间矮房走了出来。今年七八十岁的她，脚跨门槛，背倚门柱，将拐杖夹在腋下，两手撩起裙角，张开嘴巴，扯起嗓门，缓缓慢慢、悠悠凄凄地，一一呼唤所有她认识的人。有的人，已经过世很久了，她唱着名字的神情，好像是照着他们墓碑上刻的字一路往下念似的。

有人在等待我吗？墓园的野鬼们，你们愿意与我为伍吗？因为我是连别人的记忆都进入不了的孤魂。

我大伯转头，看见那条小河在他的左近出海，在他面前弯弯曲曲环抱了一片河滩，这时他又有一个想法，我大伯觉得，这个出海口也像是他的村庄的一个巨大肛门，因为它随时有可能就这样，把一个完好无缺，或者精疲力竭的身体，给排了出去。（P115）

那些会令人感到希望与温暖的事，依旧只是生活上的琐琐碎碎，既幽微且抽离，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它们太琐碎了，琐碎到我驻足瞻之，突然间我失去了信心。

对了，我大伯心想，我是一个巨人，我的血液冲突在我的指尖，我是长了翅膀的大鸟，黑夜来了，我是长了翅膀在黑夜高飞的大鸟，大鸟高飞，想要自隐而去，飞过田庄、被挖翻的山，还有一面大洋，看那九渊里的鱼儿，伏藏在深海底很爱惜自己。既以远离亮光而隐蛰，难道还要去和蚂蚁与蛭蚓为伍吗？一千年前的古人，用我大伯不能理解的文字这样写着。（P113）

似乎，我们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决定什么是有形的，什么是无形的，什么是野蛮的，什么是美丽的，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不可信的，但我们不是正在写作吗？我们总可以试试看。

他想，她说得对，我们是对许多问题都无能为力，一点用也没有。只是，如果这世界一块陆地也没有了，我们兴许还是活得下去，我们学会沉潜，我们长出蹼，我们胸膛鼓胀，吸聚水底的气泡，我们长满鳞，不再害怕冷潮袭击。或者，整个世界都被冰给冻结了，我们也就萎缩了我们自己，成了封在固体里的蜉蝣。那时，出生和死亡都无关意志了，我们就是一口气都不存地活着，等待另一颗恒星再将我们解冻，我们总能活着，如此而已。

那一天，印尼人叹口气，用他严谨的中文对我说：“我好孤单啊。”我愣了一下，但我不知道要如何纠正他，我说我们不会这样说的，印尼人问：“那你们怎么说？”我真的不知道，在我记忆中，没有人对我这样说过，或许就算有人说过，它应该或许也是更复杂更隐约的方式，我从来不屑去听懂，我以为孤单是不值得去化解是不值得用共谋般的游戏去彼此取悦的。我没有办法扫地了，我对印尼人说：“我好孤单啊。”

最后一次离开祖父书房的那个傍晚，我走在三合院的泥地上，心中突然想念起童年那双筷子。那时，我们像群心无所求的乞丐，由于心眼依旧盖着童騃一片，即使总是身在雨中，我们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必然会消失的光与温。

有些早晨寒冷，有些早晨闷热，记得的一切黏附在这个四方豆腐一样的水泥房子，房子与工厂共同怪异地立在田地上，像是一个要过渡到哪里去的遗迹，只是暂时被保留下来。我们生活在这里，光是要维持它现在的样子，就已经筋疲力竭。鞭炮还在不停的晃动，我仰头望向枝丫，阳光很快照花我的眼，我低头时，有一片血红的色泽从我的视线剥落，那姿态如此自然，不过就像是一片花瓣，离了枝头。

唧唧唧唧，唧唧唧唧，在那个纸张在雨中命定腐坏的过往山村里，祖父曾确切地对我说，据他考证，本地越三四百年会有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一切会从头来过，人类重活，史书重写，然而，那不是因为什么神灵作祟的缘故，那只是因为，坏掉了的东西就会死掉。然而，祖父补充，不求天启，求之于心，我们依然要努力做些什么，留下些什么。然而，祖父回到他的书案前，指指面前的书，他说，你还是要记住，文字用你，不是你用文字，因为，文字比你活得久。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