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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上影响深远随处可见的江湖骗子的主题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得到非常生动的戏剧性表现，它同样自始至终出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字里行间，从《双重人格》开始，复现于《群魔》当中，最终于宗教大法官的传奇威严地达到顶点。

像小时候的托尔斯泰那样躲在一个壁橱里听居住在他家的那个疯修士讲述自己夜间哭喊祈祷的情景……

第一版《群魔》全部售出之后，他们挣得四千卢布的利润——远远超过“两三个骗子利用我对出版业务缺乏经验”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是一个他曾经自称的“文学无产者”，不再完全依靠为编辑和出版商当牛做马获取的报酬维持生活，尽管他从来没有像那些出身贵族的作家同行一样实现彻底的经济独立。

我以前所写的每一卷都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创作的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所主导，而在最后这一卷中，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对来说尚未有人认真研究过的他七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与俄国民粹主义学说的关系上。

正如卡尔·维特勒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唯一目的是清除宗教命题的‘主体’——上帝；当他在严格的人的意义上进行阐释时，他没有设计命题本身。

只有一家刊物——Н. А. 波列伏依的《莫斯科电讯》——坚决反对这种潮流，努力宣传法国新文学中强烈的社会和社会主义倾向

当我着手整理讲义时，我决定对《地下室手记》进行更加彻底的研究，同时调查了解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显而易见，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起点。这使我阅读了凡能找到的关于那个时期的所有书籍和文献，只要是我看得懂的语言，最终，当这一类原始资料的局限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我开始学习俄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纪俄国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断迅速加强的同时，我对存在主义的兴趣反而大大减弱了。

这些关于圣徒生活的故事肯定充满了俄罗斯神性放弃论所特有的那些精神内容。

“我认为，俄国民众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精神需要是对苦难的需要，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情上对持续不断、难以消除的苦难的需要。我认为，俄国民众从远古时期就被灌输了这种需求。……在俄国民众的幸福中，甚至总是有一种苦难的成分，没有它，他们的幸福就有缺憾。”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特征一尼采和弗洛伊德都认为这使俄国民众显得既高贵又卑贱，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苦难”显然与肉体痛苦、物质缺乏或受到虐待毫无关系。

喜欢一个人，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