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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这一观念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意识中，很少有俄国人对此提出质疑。……以国家组织形式、以牺牲个人作为代价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每一次在国家相应强大的时候，个人都会付出沉痛的代价。

农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沙皇是仁慈的，只是老爷们太坏。所以俄国农民传统上就喜欢给沙皇写信，……最多的是告状信。

列宁身上兼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禁欲主义、涅恰耶夫的残忍、特卡乔夫的时不我待、热里雅鲍夫的组织才能以及伊凡四世的专制和彼得大帝不惜一切代价的强国梦想的所有特点。

沙皇尼古拉（二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最大的威胁，是完全天然的敌人，知识分子就是叛逆和异端的代名词。有人提到'知识分子'这个词，尼古拉说，我对这个词十分反感，应该命令科学院把这个词从俄语辞典里勾掉。

被称为一元论先驱的皮萨列夫（1840-1868）就说过：“能打碎的就打碎，经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则是一堆废物，不管怎样要大打一场，这不会有害处，也不可能有害处。”别林斯基则说：“否定就是我的上帝！”“平民”中，神职人员家庭出身占了绝大部分。平民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都是神职家庭出身。

索尔仁尼琴说：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我的写作是在履行某种义务。

王权与军人的联合导致绝对君主制在俄国的胜利，服役贵族只不过是国家体系强化过程中的工具而已，此后俄国被奴化的不仅是农奴，而是所有阶层，贵族亦不例外。贵族、僧侣和王权不是对等的国家联盟，而是王权凌驾于所有阶层之上。（P293）

纪德在高尔基追悼会上致辞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的大作家几乎都是造反者和不安分的人，在苏联头一次，大作家不再是反对派分子了。＂这真不知是对逝者的大褒，还是大贬。

萨哈罗夫的评价是：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捍卫人类尊严而斗争的巨人。

阿勃拉莫夫强调要放弃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宏大叙事”，与其鼓动革命、搞恐怖主义的暗杀，引起统治者的反弹和社会内在的混乱，不如脚踏实地为社会“做实事”、“做小事”。……以一种非暴力、“更文明”和“超阶级”的方式整合社会，将可能重塑民间社会，从根子上解决俄国问题。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