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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我们知晓，也无需我们批准，无意识系统默默地模拟着我们的观察对象。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类模拟的影响，那或许是一个匆匆而过的念头或是一股情绪。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些稍纵即逝的感受对我们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何处。我们只知道它们是从自己的内心产生的。

如果丧失听觉的人也能幻听，那就说明不是所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听见的都是自己的无声语言，有一些体验到的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内心语言。这又说明，精神分裂症造成的神经问题，也就是推测放电系统的故障问题，要比我们之前想的更加复杂：精神分裂症患者失去的不仅是辨别自己声音的能力，他们连自己的思想都无从辨别了。

收集了行为学数据之后，研究者发现球迷在回忆有利于本方球队的攻防时记性更好。看起来，正面的情绪记忆比负面的情绪记忆更加精确。

脑中的无意识系统是一个直接而有逻辑的系统。当它觉察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刺激，比如在周围没人的时候感觉有人，它就会用手头的信息编造出一个尽量合理的故事。它会挑出我们的所见所感中最显著的特征，同时深入我们的记忆、信念、希望和担忧，在其中搜寻一致的模式。它会尽量编出一个使自己满意的解释，并会在其中寻找意义。脑将我们的知觉置于一个统一连贯的故事之中，以此建构出我们的人生经历。

沉睡中的脑是一位说故事的高手，而这个本领来自它所处的独特环境。我们睡觉时，眼睛是闭上的，耳朵也听不到声音。一旦切断了外界的感官噪音，心灵就会为内部产生的图像所填满。

或许，身体的重复动作并不是积累经验的唯一途径。或许还有另一个方法来训练脑，这个方法只需动用心灵。

由此可知，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瞬间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影响我们。无论是地铁中来自某人的一瞥，电台里传出的一句歌词，还是你眼角瞥见的一张海报，任何到达我们感受器的事物，都有可能微妙地操纵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随之做出的决定，而整个过程我们都毫无知觉。

除非有其他过硬的理由，我们一般都会采信自己的脑编出的故事。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脑，我们就能利用教育来修正、扩张自己的知识储备。通过调整自己的信念、翻新脑的逻辑系统赖以建立的基础，我们就能够为无意识系统提供可靠的信息，并引导它提出理性而实际的解释。可是如果我们的脑已经不再健康呢？如果脑出现了某种病变，使得神经元之间长期沟通不良，那又会如何呢？那会使脑不断地重复同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且使超自然的体验持续一生。

做这种梦的人知道自己在做梦，也能任意探索这个幻想出来的内在世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人的前额叶皮层在睡眠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关闭。即使身在梦中，他们也还是能够调用前额叶的反省、自控和决策功能，使每一个梦都仿佛虚拟现实中的一场惊险训练。不仅如此，清醒梦还是一项可以学会的技术，已经有人成功地用它来对付噩梦了。

心理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主张，颞叶癫痫或许就是某些人自称获得灵性启示的原因。他举画家梵高为例，说他具有颞叶癫痫的一切症状，他也的确看见了许多宗教意象，比如耶稣复活的场景。他甚至提出，根据行为来判断，像摩西和佛陀这样的灵性象征都可能患有颞叶癫痫。难道他们的预言就是由此而来？至少加扎尼加是这么猜想的。

如果无声语言真的是声带肌的轻微活动，由此产生了音量极低的语音，那么我们能不能使它变响一点呢？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只要用一只麦克风将轻不可闻的声音放大就行了。于是古尔德将一只小型麦克风贴在了丽莎喉部的皮肤上，结果使他震惊——先前无法听到的说话声，现在变成了一阵轻轻的低语。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