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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喜它恼它都是因为我们有个“观”。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世俗总是超出“观”，令“观”观之有物，于是“观”也才得以为观。我讲来讲去，无非也是一种“观”罢了。

中国人的祖宗排位，是一块长方形的木片，就是“且”字，甲骨文里有这个字，是象形的阴茎，中国人什么都讲究个实在。母系社会的祖是“日”，写法是一个圆圈当中一点，象形的女阴，也是太阳。比起父系社会的“且”，“日”来得开阔多了。后来父系社会夺了这个“日”，将自己定为“阳”，女子反而是“阴”，父者千虑，必有一失，搞不好，这个“日”很容易被误会为肛门的形象。

我八五年第一次去香港，当下就喜欢，就是喜欢里面世俗的自为与热闹强旺。说到吃，世间上等的烹调，哪国的都有，而且还要变化得更好，中国的几大菜系就更不用说了。粤人不吃剩菜，令我这个北方长成的人大惊失色，北方谁舍得扔剩菜？从前北京有一种苦力常吃的饭食叫“折箩”，就是将所有的剩菜剩饭汇在一起煮食。我老家的川菜，麻辣的一大功能就是遮坏，而且讲究回锅菜，剩菜回一次锅，味道就深入一层。

明代小说还有个特点，就是开头结尾的规劝，这可说是我前面提的礼下庶人在是世俗读物中的影响。可是小说一展开，其中的世俗性格，其中的细节过程，让你完全忘了作者还有个规劝在前面，就像小时候不得不向老师认错，出了教研室门该打还打，该追还追。认错是为出那个门，规劝是为转正题、话头罢了。

我读史，有个最基本的愿望，就是希望知道前人做过什么了。如果实际上有，而“史”不讲，谈何“史”呢？

我曾见到过一本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广济寺主持和尚写的回忆录，看下来，这主持确是个经理与公关人才。主持和尚不念经是合理的，他要念经，一寺和尚吃什么？

大陆人总讲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么都有，端看你要什么。比如你可以订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书，很快就来了，端看你订不订，这怎么是沙漠？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来的大陆人，保持着自己带去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大陆已经消失的世俗精致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里。

中国人不会为宗教教义的一句话厮杀，却会为“肏你妈”大打出手，因为这与世俗生活的秩序、血缘的秩序有关，“你叫我怎么做人”？在世俗中做个人，这就是中国世俗的“人的尊严”，这种尊严毫不抽象。

我的經歷告訴我，掃除自為的世俗空間而建立現代國家，清湯寡水，不是魚的日子。

八十年代初有过一个口号叫“讨回青春”，青春怎么能讨回呢？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一把年纪时讨回青春，开始撒娇，不成妖精了？

四九年后大陆礼下庶人的范例则是军人雷锋，树“雷锋式”的小圣小贤，称为“螺丝钉”。可是固定螺丝钉的工具应该是螺丝起子，是“刑”，是军法。毛泽东有名句“六亿神州尽舜尧”，满街走圣贤，相当恐怖，满街走螺丝钉，更恐怖。另外，毛泽东将鲁迅举为圣贤，造成四九年后大陆读书人的普遍混乱。我说过，圣贤可学，于是觉得鲁迅可学，不料鲁迅其实是英雄。英雄难学，除非你自己就是英雄。若你自己就是英雄，还向英雄学什么？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