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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摹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而这些人必然不是好人，便是卑俗低劣者（性格几乎脱不出这些特性，人的性格因善与恶相区别）……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悲剧则倾向表现比今天的人好的人。

关于性格的刻画，诗人应做到以下四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性格应该好。我们说过，言论或行动若能显示人的抉择〈无论何种〉，即能表现性格。所以，如果抉择是好的，也就表明性格亦是好的。

突转和发现是情节的两个成分，第三个成分是苦难……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如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死亡、遭受痛苦、受伤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

在诗里，情节既然是对行动的模仿，就必须模仿一个单一而完整的行动。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如果一个事物在整体中的出现与否都不会引起显著的差异，那么，它就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为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这些情感得到疏泄。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其中两个指摹仿的媒介，一个指摹仿的方式，另三个为摹仿的对象。

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

当悲剧和喜剧出现以后，人们又在天性的驱使下作出了顺乎其然的选择：一些人成了喜剧、而不是讽刺诗人，另一些人则成了悲剧、而不是史诗诗人，因为喜剧和悲剧是在形式上比讽刺诗和史诗更高和更受珍视的艺术。

风格如果能表现情感和性格，又和题材相适应，就是适合的。求其适合，就是对大事情不要太随便，对小事情不要太认真，而且不对普通的字加以修饰，否则就会显得滑稽。

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并通过模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可资证明的是，尽管我们在生活中讨厌看到某些实物，比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但当我们观看此类物体的及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这是因为求知不仅于哲学家，而且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尽管后者领略此类感觉的能力差一些。

诗，尤其是史诗，记载着发生在遥远的年代里的事情，记载着神的活动和英雄们的业绩。人们通过聆听或阅读史诗了解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往事。在古希腊，诗的听众是整个民族。诗是“长了翅膀的话语”，是用语言筑成的纪念碑，是人的功过和价值的见证。

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人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σπουδαιότερον)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

第一种反驳—关于玛丽·贝丝·怀特海的同意是否真正地出于自愿—引发了一个与条件有关问题，即人们在哪些条件下做出选择。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