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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考证方法都要回答如下一些简单问题。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作者是谁？资料是如何流传和保存下来的？作者是真诚的么？他会不会有意无意地歪曲其证言？他说的是真的么？在他所处的位置上能掌握真实的信息么？会不会有什么偏见？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真实性考证针对证人或明说或隐含的意图，准确性考证针对其精准程度。前者是要戳破谎言，后者是要指出错误。

考证大师朗格卢瓦和瑟诺博司对这些阶段进行了分析。他们将考证分为外证和内证。外证针对的是资料的物质特性：其纸张、墨水、字迹以及盖在上面的印章；内证针对的是文本是否融贯，例如，资料上带有的时间信息与它所讲的事实是否吻合。

密特朗总统说：＂一个民族不教授自己的历史就丧失了自己的认同＂……只要对法国以外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便足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许多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历史教学在他们那里却处于边缘，甚至根本就没有

柯林武德：“如果我们提出这一问题：对于什么东西才能有历史知识？答案就是：对于那种能在历史学家的心灵里加以重演的东西。”

以上论断可以让想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进行反思的历史学家放心了；因为这种反思实际上是让历史学家去做他早就驾轻就熟的事情研究一个职业群体，研究这个群体的行为及其演变。由历史学家组成的群体以传统为指归，他们形成诸多学派，同时也承认构成其共同技艺的那些行规，遵循某种职业操守，举行吸纳或是开除成员的仪式。自认为是历史学家的人们（有男有女）实际上是由对这一共同体的归属感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不能将历史学定义为关于过去的认识（人们有时候就是这样匆忙下定义的），因为“过去这一特性不足以表示一个事实，或者一个认识对象。所有过去的事实开始时都曾是现在的事实：二者之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过去”是一个形容词，不是名词，人们用这个词来表示那些能够呈现出这种特性、接受这种界定的对象所组成的无限开放的整体，这是一种滥用。

对哲学思考视而不见，或者毫不在意地将之撇在一边，认为这是业余爱好者能力不足而空谈理论：技术专家的自负让人无法忍受，他一直窝在自己的技术里面，从来都没想过要从外部来看看这种技术！

请注意历史学家这份职业在此处所行使的社会权力。德·蓬巴杜尔夫人的风流韵事和达郎上将被人刺杀是没有意义的问题，而卡尔莫地区的矿工史，海岸的表象史或是18世纪的书籍史才值得研究，下如此断言的权力从何而来？决定某种历史学是否可以被接受，确定其评价标准的，正是职业历史学家，这就像是由职业医生来否定或认可某种疫苗或顺势疗法的医疗价值。在此处有实实在在的权力，这是业余史学家们所没有的。

具有正当性的问题是变化不定的，在历史学家这份职业内部，确完哪些问题具有正当性自然就是争夺权力的关键，因为在这份职业内部问题恰当与否由什么地方来决定，什么地方就拥有权力。期刊接受或拒绝发表论文，它就是掌权的地方之一，其在历史学科内的重要性也正源于此。关于历史学家这个行会内部为确定正当问题而引发的冲突年鉴学派与“唯历史的”历史学之间的论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问题可分为两类：真实性考证针对证人或明说或隐含的意图，准确性考证针对其精准程度。前者是要戳破谎言，后者是要指出错误。回忆录的作者总有美化自己的嫌疑，在这里就需要特别严格的真实性考证。如果他所描述的活动或情境他虽然经历却并非当事一方，那么比之他仅仅是复述第三方见闻的情况，准确性考证对他来说就更加重要。

他们将考证分为外证和内证。外证针对的是资料的物质特性：其纸张、墨水、字迹以及盖在上面的印章：内证针对的是文本是否融贯，例如，资料上带有的时间信息与它所讲的事实是否吻合。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