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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不仅倾向于从它处身其中的世界来解释自己，而且此在也沉陷于或多或少明白把握了的传统。传统夺走了此在自己的领导、探问和选择。流传下来的不少范畴和概念本来曾以真切的方式从源始的源头汲取出来，传统却把它们变作不言而喻的东西，使它所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竟至于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不再能够理解为什么必须回溯到渊源。

帕斯卡在《思想录》里说：要定义“是”，我们一开头就必须说“是”是……这就在定义中使用了要加以定义的词。定义的困难向我们提示：“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传统逻辑及其定义方式本来就是从古希腊存在论来的，虽然它在一定限度之内可以用来规定存在者[dasSeiende]，但根本不适用于规定存在[dasSein]。存在的不可定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

此在一向如它已曾是的那样存在并作为它已曾是的东西存在。此在总是它的过去。这不仅是说，它的过去有时还在它身上起作用，或在后面推着它。大致说来，此在是从它的将来方面演历的，它从将来方面理解自己并去是它自己。而去是它自己，就是生长到一种承袭下来的此在解释中去。它自己的过去——而这总是说它的同代人的过去——并不是跟在此在后面，而是向来已经走在它的前头。

现相和假象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植根于现象。这些错综复杂的联系把人们引入混乱。要廓清这些混乱，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坚持把现象理解为“就其自身显现其自身者”。现相意指不同存在者之间的现成联系。而只有当呈报者所呈报的就是自身，当它是就其自身显现着的现象，它才成为存在者的特具一格的照面方式。

凡是如存在者就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展示存在者，我们都称之为现象学。

一个问题，首先包含问题之所问，例如某个问题是关于光合作用的问题。这个光合作用的问题，总是通过某种事物提出的，例如通过考察某种植物的叶子，这就是问题之所及。我们就这种叶子来考察光合作用。但我们为什么要考察光合作用呢？或者为了证实某种生物学理论，或者为了培植一个新品种，而这才是发问的真正意图所在，即问之何所以问。此外，发问还包含一个环节：发问本身是某种存在者即发问者的行为，所以发问本身就是这种存在者的一种存在方式。

我们通过修正基本概念推进科学的发展。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在科学发生这些内在危机的时候，实证研究的研究方式同研究对象的关系发生动摇。当今，在各种不同学科中都有种倾向醒觉起来，要把研究工作移置到新的基础之上。

此在先于存在论就隐而不彰地对存在有所理解，这种理解的视野就是时间。

从实际存在来看，此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在不仅仅“是”这样那样的存在者，而且它对它这个“是”有所作为，对它自己是什么这件事本身有所作为。它在其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它是什么，这一点只有随着它去是的过程才对它自己开展出来。这又是说：此在在其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对自身有所理解。对“是”的理解，包括在此在的“是什么”之中。

现象学说的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

马可·波罗。检索到他可不容易，关押他的那个热那亚监狱的地点和时间都比较准确，我在那里定位了他，随后向回跟踪他经历了那次海战，提取了一些特征点，又向回跳过一大段时间跟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