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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诗的最后一个字一作“母”，如果和“王”连读，想必指西王母。现存的《山海经》或其它资料都没有关于鹈鸟和西王母的故事。不过，我们现有的《山海经》和陶渊明读到的版本很可能颇有出入。异文的出现，常常是因为人们试图解释表面看来晦涩难通的文本，但我们必须记得，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甚至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因此，在做出选择时，我们应该清楚这些选择往往不过是我们和未知因素达成的妥协。

我们将会发现，陶渊明的诗歌文本，即使在诗人逝世之后，仍被后人不断地生产和创造。传统意义上那个“真正的陶渊明”，只是陶渊明众多可能的形象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它太片面，太缺乏时代性，因此，也就很难发生效力。

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被过滤的文本，证实了陶渊明之“真”；这里的真，既指诗人的“真本”，也指他的所谓“任真”的品质，这种品质被视为陶渊明的人格特征。对稳定文本的渴望和把诗人塑造为单纯个体的渴望，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而诗人单一纯粹的形象，也就成为稳定文本的坚实基础。陶渊明和他的诗被编织成一个巨大的文化神话，在二十世纪以来建筑现代民族国家文化的工程中起到作用。

每一个抄本和版本，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具有历史性和时间性的表演，参与表演的有抄写者、编辑者、评点者、刻版者和藏书家，他们一个个在文本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从而改变了文本。“校书如拂尘，旋拂旋生。”“尘几”不仅是对校勘与编辑的完美比喻，也象征了我们듸嘈杂无序的手抄本世界所作的云游。对此，陶渊明想必会理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自然的混乱，它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文明强加给它的脆弱秩序。

宋人从自己的审美眼光出发，极口称陶渊明“平淡”，而陶渊明的诗文风格也似乎确实符合宋人所谓的“平淡”，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份“平淡”正是宋人自己通过控制陶集文本异文而创造出来的。

既然作者的“原本”已不存在，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一异文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检视选择某一异文和排除另一异文的历史动机，也检视被这样的选择所压抑和隐藏的“另一个陶渊明”。

在文本平滑稳定的表明之下，律动着一个混乱的、变动不居的世界。这就是手抄本文本的世界。就好像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里斯本之尾纪事》中所说的：“要是还没有达到真理，你就不能开始修订，然而，要是你不修订，你就无法达到真理。”陶渊明的作品就像所有的宋前文学作品一样，是经过了北宋文学价值观念的中介而流传下来的。理解宋人的“编辑方针”，对于理解陶诗至关重要，因为陶诗具有欺骗性的“单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北宋编校者的施为。

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很多读者认为陶渊明的作品与人格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历史性与时代性，而“中国文化的本质”乃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想象的建构。

在拍摄风光的时候，以直方图作为参考，可以帮我们尽量“向右曝光”——拍得过曝一些，并且不让画面显得死白。如果您拍摄的画面不显得死白，后期就可以完全调整回来。并且因为曝光量更大，会得到更高的信噪比，有更好的画质，能够体现出更多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