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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事物被命名，被表征和概念控制之时，便是其开始失却活力之时，即便其就此成为真理或是作为意识形态而不容拒斥。无意识和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便是这种情况。概念正是在事物开始消失时出现的。猫头鹰在日落之时起飞，黑格尔如是说。

应当被废止的是权力本身，这一点不仅应当表现为拒绝受他人统治——这是所有传统斗争的核心所在——还要在与之相同的程度上，经由同样激烈的方式，表现为拒绝统治他人。因为统治行为涉及两方面，若是对统治他人行为的拒绝与对受他人统治的拒绝在激烈程度和抗争力度上相同，那么人们从很早开始就不会再向往革命。我们由此而理解了智力现在不能、以后也永远不能掌权的原因：智力正是由这种双重拒绝所构成。

实际上，“需求是生产的结果”是不对的。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才是正确的。两者的意义有很大的区别。根据需求体系，我们知道需求并不与相关的物有关，不是一个一个的产生的，而是作为消费力量，作为更大的生产力范围里总体的支配性而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结构的支配范围就扩大了。生产范围并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获取”享乐范围（严格讲，这是没有意义的）。它否认享乐范围，通过把一切重新组成为一种生产力的体系来取代它。

必须把自己当做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意在于被结构了的身体，被结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统治却还是有其战略的，那就是在冲突的过程中，根据对手自己打开的辩证性角将否定因素纳入自身。霸权形式则认为其对手不值一提，是远离中心的残余力量，因此只是一味倾向于消灭他们。不再是采取压迫或异化的方式，而是将一切不愿融入这一交流和全面效范围的对象全部清除出去的方式。一种将少数违背律令之人驱出去的方式——一如声称恶不存在的神学主张那样。

人类或许是唯一创造了与自然法则无关的独特消失方式甚或消失艺术的物种。但是说到底我们或许也曾对这种不负责任、这种对于自由和意志的全盘舍弃有过渴望———“我们曾经有梦，IBM让我们梦想成真！”在探索奴役状态最细微的差异方面，没有什么物种比人更狡猾和更具创造性。整个电子的、控制论的革命或许只是人类为了逃避自身，同时逃避其自此在世界化背景中时时刻刻要面对的巨大责任，而找寻到的一种动物性伎俩。

我们每个人今天都不得不挽救所剩无几的特殊性、领土和象征空间，以此来反对要求我们牺牲一切意志和智力（依然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①所建议的那种约定：安逸与接受奴役）的全球谋划和全球性善举。这种“越位”（hors-jeu）的能量从何而来呢？它来自每个人内心的这一盲区，来自对所有机制发出的指令予以反抗的“心”，来自所有的合理化建制（appareilsderationalisation）。

当代人越来越少地将自己的生命用于劳动中的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用于对自身需求及福利进行生产和持续的革新。他应该细心地不断调动自己的一切潜能、一切消费能力。假如他忘了这样做，就立即会有人好心地提醒他没有权利不幸福。所以不能说他是被动的：这是一种他所表现的、他所应该表现的持续主动性。否则，他就有陷入安于现状并与社会不相适应的危险。

鲍德里亚认为，随着商品经济时代的发展，“物品”这一概念发生了内涵型的转变，也就是说物品“必须具有一个外在于它并作为意义指涉的关系结构，物品本身被组织为表达这个意义体系的要素”。因此贯穿于鲍德里亚整个消费理论中的，是关于“符号”的建构。鲍德里亚尝试用“物—符号”的路径解释一切物品背后被赋予的话语和暗示，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都能被纳入到符号学的语境下。

唤醒处于力量中心的死亡（如同沃霍尔①试图找出位于图像中心的虚无），这便是新对抗的形象。要做到这点，只有通过比正面反抗或者捍卫人权更加微小的事件通过荒唐可笑的事件、通过威慑的所有象征性形式，亦即通过恐怖的各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齐达内的举动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

我们不会像谈论“统治者”和“统治对象”那样去谈论“霸权者”或“霸权对象”。霸权的威力正基于此。而且，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在霸权中看到权力的至高阶段——但是，这不再完全是一种政治权力，而是种摆脱了任何合法性和代表性，甚至于摆脱了统治和权力本身的超级力——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我们将自己逐出我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