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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有些斗争有点奇怪，事过若干年后，往往不是当时的被斗者怕被知道，而往往是当时的惩罚人或告密者最怕人知道。全国一样，绝无例外

这天的晴天霹雳，广播、报纸、图片一齐出动的大歼灭战，一朝爆发之后，我倒反而完全平静下来了。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这次就只好轻于鸿毛了。人到无望时，反而会感到轻松一些。

我这一席话，对于这位解放时才几岁的军宣队长，真是闻所未闻。‘史无前例’的十年中，驱使一批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用非刑去‘审查’我们的老同志、老爱国民主人士和老革命家，真是从何说起！

我还发现，反对他最激烈的，基本上来自后进力量，特别是一些劳动纪律不好的人。我几次参加过土地改革，开始时上过这个当，也学了点乖，谨防上当。

如果把这些力量、这个精神用到有益民生的建设上去，这将是一种多大的力量啊！显然，这是一种神经战。顶不住的就会软下来什么都说，或者自杀。我算阿Q一番若无其事，敬候裁判就是

五人小组的人除第一次陈原、周保昌出席外，其他各次会好像都从没五人小组的人来过。这意味着这个会是不得不开，和走过场性质的。而且，我的事情而（是sic.）以陈原为专案组长，这等于明白表示，曾某是没什么政治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因为陈原同志是新党员，又从来没有搞过政治运动。

工作队进厂后，我们就一直听说这个人是‘兵痞’、国民党员，干部汇报时，也老是这么说（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不说得‘左’一点，他们就有可能挨整，这是长期以来‘左一点保险’造成的结果），把他作为一个重点人物，认为可能是一个清理对象。但讲到解放后的表现，却找不到什么不好之处，于是乎便说人家是‘伪装积极’：这个人多次表示想入党，则是‘妄图钻入党内’等。

决不能几十年天天叫人检讨自辱，放弃任何自尊心。［...］一个民族的自我削弱，几全来自内部因素，而非外力。一个人必须检讨一辈子，受辱一辈子，这算什么生活？但那个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梁漱溟不管有多少‘唯心主义’，却令人永志不忘。

此事提出不久，全国即进入‘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上面迅即决定在全国各机关、各单位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彻底的‘清查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要把机关单位内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彻底清查一遍，清查各种漏网的反革命分子。这件事，延长了约两年，叫做外松内紧，不做动员，不开大会、中会、小会，完全采取内紧外松政策。各大小单位，均成立‘五人小组’（不在群众中宣布），由此小组领导全单位的一切工作，实际上这是一种未公开宣布的非常状态。

我这自报其实是没有什么可以称赞的，无非是老运动员了，知道在劫难逃，还不如自报或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与损失。我们这小会结束时，院中寂静无声，唯有树枝摇曳作响，院东已是残阳一抹，竟然有点像个秋天的样子了。

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