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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回到自己”对我而言就是从“我自己”抽身而出一因为在所有的宴会上，我认为自己永远都是一个局外人。这种看法并不代表后悔、遗憾，或是悲伤，它只是逼着你做一个决断。

建立于正统儒学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秩序只适合太平年代，而在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异端教派的号召和救世的许诺却很容易获得民众的立即响应。——211

封建朝廷始终受到一定价值体系的支撑，这种体系与宗教的教义、神话和其他超自然信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单是政府的结构，而且究其功能来说也根本无法独立于宗教体系之外单独存在。——107-108

在专制统治的不断打击下，那些没有像佛道一样赢得合法地位的异端宗教运动不得不寻找掩护，并且随时准备好以武装对抗官方可能的镇压，以发展自己的宗教组织。——207

儒学理论体系中的宗教面向反而使其能够与其他宗教一道成为神圣力量的基础。如果去掉其宗教元素，而单纯依靠其理性主义特点，在过去两千年中儒学作为一种支持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结构运转的制度化正统学说，恐怕难以达到其已经取得的成功。

宴席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大家共同参与，按照神的旨意，人们被聚集到一起享受上天赐予的美味，分享食物的同时相互勉励，争取获得好的回报。这种从共同分享食物中带来的快乐，让人们忘记实际生活中所遭遇的艰难与痛苦，并让人们牢记不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他们都与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共命运。——98-99

中国人一般被认为是一个迷信的群体，有待于经历一种更高层面的伦理宗教生活。

救世主张是宗教运动根本动机的组成部分，但只有通过预言才能使普遍的救世事业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进而贏得追随者。如果说救世主张是宗教运动的核心，预言则是救世主张的重要部分。通过赋予发生在过去、现在和来世的重大事件以救世的理由，神祇为整个运动添加了现实感和鲜活性。

从根本上讲，祖先崇拜是一种生存策略，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的发生……死亡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社会性悲剧，意味着一个成员永远从团体中消失……改变死亡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假设死者继续存在，以此来减轻可能出现的悲伤和颓废消极，目的是让家庭成员再次凝聚力量，继续生活下去

在中国的宗教传统中，超自然领域的构建和现实生活世界非常相似……在祭祀仪式中百姓没有资格直接祭天，但是他们可以祭祀那些从属于天神的其他神……儒家传统始终承认这种民众政治伦理信仰的需要。——143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