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
冯友兰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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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因此,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它。这才是儒家所讲的“知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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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外部世界首先应当尽力而为,只有在竭尽所能之后,才沉静接受人力所无法改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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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如果正确理解的话,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有一位哲学家在谈到宋朝道学时说它:“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是中国哲学努力的方向。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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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发展到了一个极端,就反向另一个极端;这就是说,借用黑格尔的说法,一切事物都包含着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的主要论点之一,也是儒家所解释的《易经》的主要论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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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三件事:立言,立功,立德。立言靠天赋,立功靠机缘,立德靠一生看似平淡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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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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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警告我们:“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我们应该知道自然规律,根据它们来指导个人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人“袭明”的通则是,想要得些东西,就要从其反面开始;想要保持什么东西,就要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东西。谁若想变强,就必须从感到他弱开始;谁若想保持资本主义,就必须在其中容纳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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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述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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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的时候,需要努力,其目的是无需努力;需要有心,其目的是无心;正像为了忘记,先需要记住必须忘记。可是后来时候一到,就必须抛弃努力,达到无需努力;抛弃有心,达到无心;正像终于忘记了记住必须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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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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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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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是源于对鬼神的信仰,但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由于信奉鬼神,而是由于重视去世的祖先。可以说,儒家重视仪礼,是一种诗情,而不是出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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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和老子都主张“无为而治”,但是所持的理由却不完全相同。老子着眼在“反者道之动”,认为统治者如果一心加强统治,就越是达不到所想达到的结果。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之不同,统治者越是靠人为的手段来统治,悲惨和不幸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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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知之知”和“无知”是两回事。“无知”是人的原初状态,而“无知之知”则是人经过“有知”而后达到的“无知”阶段。人的原初状态的无知是自然的恩赐,而人达到“无知之知”则是心灵(亦即灵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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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温和就能保持自己的力量强大。谦虚就能使人不断进步。凡事知足,使人处任何事情,不致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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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政治理论中可以看到,墨子把“侠”的职业道德发展到政治理论,强调集体纪律和集体的顺服。它也反映了墨子时代的政治混乱局面,使许多人倾向中央集权,认为即便专制,也比混乱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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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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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浩然之气的办法分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明道”,提高人对“道”的领悟;另一方面是孟子所称的“积义”,即坚持不懈地做“天民”所当做的事情。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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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孟子和后来儒家的看法,政治统治有两种: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王道是“圣王之道”,霸道则是依靠暴力实行统治,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统治。圣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贯彻的,霸道则是以强制手段来推行的。王道的力量来自道德教化,而霸道的力量则来自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