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恼人的嫉妒总是为那些可能发生的事而产生,而往往不是为了那些确实发生的事而嫉妒。
吴晓东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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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一个藏匿处,有一个盲点,有某个东西,它从来不在那里,但话语又来自那里,这就是罗伯-格里耶。(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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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的结局,既是预言应验的原型,也是一种末日神话,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启示录。它警醒人类是有可能在堕落的途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小说之外的马尔克斯也确信人类有再现末日图景的可能。在1986年的一次题为《达摩克利斯剑的灾难》的演讲中,马尔克斯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在最后一次爆炸后的一分钟,人类的一半多将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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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现实主义、客观的作家,我创造一个我不加判断的想象的世界,既不赞同也不谴责,但是我记下了作为基本现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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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世纪,但从社会层面上看,大的事件就有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的兴起和挫折,第三世界的民族觉醒和独立,以及世纪末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从人的内在层面看,则又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的存在,荣格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存在主义发现了存在的荒诞性和非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的“物化”和“异化”本质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一种复杂的文明现状,直接影响了20世纪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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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想描写一个女人梳头的姿势’。嫉妒的主题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因为有人在观察,观察这个女人的特殊位置,从别墅的某个角度,从某扇窗子后面。但是在他动笔时肯定没有嫉妒这个主题,甚至没有讲故事的确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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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和自然的分离无可挽回,但是暗地里发生的事是:对人的存在的了解总是借同物质实体的类比得来的。近现代思想虽然把人从自然中分离了出来,但同时它却还是试图按照物质实在来了解人。——《非理性的人》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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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这个未来世界里,姿态和对象将在那里,而后才能成为‘某某东西’。此后它们还是在那里,坚硬、不变、永远存在,嘲笑自己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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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实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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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隐喻最激烈的人却写出了《嫉妒》这样的隐喻小说,只能说明隐喻在文学中的本体性,它表达的意思在表层叙述中是无法获得的,只有穿透“表面小说”的“物化”世界的描述,才能领会它想表达的内容。这本身就是隐喻方式。就是说,“嫉妒”的主题在小说文字表层是表达不出的,我们只有把整部小说理解为一个庞大的喻体,它的隐喻的本体——“嫉妒”才能被我们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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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悯当然不等于爱情,但怜悯却能诱发爱情,而爱情的感情中却一定有怜悯。假如恋人们从来没有在对方身上体验到怜悯的感情,从来没有产生过怜悯,那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爱情了,它只是激情,却很难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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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法消磨时间,她一直受到那件应做之事的蛊惑,但又不够坚决,不能干脆利落、毫无顾忌地去做。她耐心地等待被战胜,等待那个念头自动地变为行动,她被那个念头所左右,模糊地承受它强烈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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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打开灯,坐在椅子上看着父亲曾睡过的地方,想起几次他生病躺在那的样子,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躺在他肚皮上。这个想法让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床上,感觉父亲的气味把我包裹。淡淡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我才发觉父亲的床头贴着一张我好几年前照的大头贴,翻起身来看,那大头贴,在我脸部的位置发白得很奇怪。再一细看,才察觉,那是父亲用手每天摸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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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拥有权力通常是件好事,但没有不必要的权力也不错,因为维持权力会消耗资源,特别是会消耗时间和金钱。权力伴随着责任。权力小的人比权力大的人快乐多了,这常常让我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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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的义务感或是使命感在鞭策着我们。它是一种控制不住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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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孩子们的题材还是夫妻关系的题材,每次通过采访、写作等踏入一个新的领域,我都会遇到很多未知,挖掘到很多新知,甚至迎面撞上人性的不可思议和幽深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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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直喻并不能对我所观察的物件补充什么有分量的知识,但这时,物的世界倒会彻底被我的感情所浸透,以至它从此便可以容纳任何一种感情和任何一种特性。而我也会忘记,事实上感到悲哀或孤独的是我自己,而且只不过是我自己;我反而会把这些感情性的因素看做物质世界的深刻的现实,看作唯一值得我注意到现实。——罗伯-格里耶《自然、人道主义、悲剧》,《现代西方文论选》p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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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耍赖不肯起身,等他过来扶我。他也不动,站在马路对面满脸坏笑着与我僵持。我在午后的阳光下有点恍惚,觉得日子美好得不像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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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人类永远地摆脱恐惧,但恐惧总是难以摆脱。在恐惧中,希望就像黑暗中的火光,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并使我们产生战胜恐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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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有无休无止,是整个地球乌烟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