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告诉我，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主席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沉默稍许，主席又说：“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十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4岁，没想到这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

毛委员还提出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即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工作。每个红军战士要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情是适应各种环境的首要条件。

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他们俩常常像小孩子一样，先是逗乐，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有时闹着闹着就真打了起来，可一会儿气就消了，又嘻嘻哈哈，闹着玩了。

最后，王海萍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我们还没有到厦门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我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将孩子“送”给一个叫叶延环[插图]的同志。叶延环的家是有名的中医，而且还暗地里做些大烟生意，比较富裕。他结婚四年未有生育，很想领养个孩子。党组织已预收了100块大洋，而且已用得差不多了。所以我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

延安的审干一度“逼供信”相当严重，以致出现了投井自杀、跳崖自杀、悬梁自杀事件，偏离了党中央审查干部的初衷。这些情况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及时做了纠正，经中央决定，提出了审干“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的原则，这才慢慢扭转了局面。

都说有钱人家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我比别人就体会得更加深刻。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主席借党的会议形式，彻底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此，明眼人都看得清楚

陶铸对这些都不关心，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太帮忙。最让我生气的是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不回来，有时要到半夜才到家。其实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就是玩，摆龙门阵。

共产党员，在任何困难面前和逆境中都要自觉为党做工作，这是我一生的信条。

我告诫自己：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不管如何逼供，都要讲真话，即使把我打死，也不能说半句不实之词。第二，态度要冷静，绝对不可与同志们对立；对别人的偏激与过火行为要谅解，要有受委屈与受皮肉之苦的思想准备。第三，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是非曲直终会水落石出。

与那个时代中国大部分男人一样，延安的许多男同志也担心被人耻笑为“怕老婆”和“围着老婆转”。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大男子思想，亦即男权或称夫权思想的残余。即便是坚定革命如陶铸者，有时也难免其俗。

毛主席来广州时，曾很郑重地对我说：“曾志，你回去告诉省、市委要赶快把一些老字号招牌和一些比较出名的街道找人拍摄下来，不然那些历史见证物就永远消失没有了！”

是年5月，蔡协民高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在漳州英勇就义，时年33岁。他用壮烈的死，向党表明了自己的忠诚！

至于后来毛主席慢慢被人高高捧到了天上，当作偶像一样供奉朝拜起来，由“人”变成了“神”，“一言堂”代替了党内民主，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自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

当时我总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一心扑在工作上，不该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孩子。现在看来，这种思想确实太偏激了。

尽管父亲终生一事无成，但他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规规矩矩做事，小小心心做人的节操，而这些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确是难能可贵的。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

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