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和重生。

罗马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镜子，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周公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让中国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让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

早商的奇迹更多，它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其后一千年都难以再现。那是一种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比如，它拥有地跨千里的遥远殖民城邑，有规模庞大到脱离当时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的大型仓储设施。

在后世的演义文学中，苏妲己是可怕的狐狸精，一心谋害周昌，而真实的历史很可能是，苏妲己才是让周昌获释出狱的关键因素。

这些人牲应当是大学生们练习射箭和搏杀的陪练。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开始采用“浮选法”来寻找粮食：在遗址中采集土样，打散后放入水中搅拌，而碳化的粮食比水轻，所以粮食会浮上水面。这样，人们就可以采集到古人遗弃的粮食颗粒，观察古人在种什么、吃什么。

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改造的历史记忆，其最初的“内核”会被层层包裹，甚至改头换面，难以识别。但参照考古成果，我们还是能发现“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发平原的活动。

所以，必须毁灭殷都，断绝商人的血祭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让他们开始新的、正常的、和平的生活。

在燕山南麓，有一个经常吃人的聚落，这便是今北京昌平区的张营遗址。

在聚族而居的状态下，一个部族聚落（族邑）就是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农牧业，而入住到大城内，需要放弃很多传统的自给自足生活，融入王室主导的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体中。

二里头人掌握的青铜技术是一个里程碑：添加了锡和铅的青铜，熔点更低，熔液流动性更好，更容易冶铸，而且硬度也更高。

自始祖后稷以来，周族一直有谨小慎微的自我保护意识。周是小族群，生长在羌人为主的大环境里；自命姬姓，以显示自己和羌人不同；未参与西土族群抵制商朝的战争，而是躲进山地，远离冲突。他们知道，和强者保持距离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倘若仅有这些文字，它只不过是一篇言过其实的政治宣言而已；但有了殷墟考古，则能看到祭祀坑中的累累骷髅、殿堂夯土下蜷曲的奠基人、被抛弃在灰坑中的卑微死者以及屠宰场兽骨坑中混杂的人骨。这就是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亲历过的商文明中的庸常生活，泡在泥水里的猪，成串捆绑的俘，被烹食的方伯……

商代女性贵族普遍饮酒，甚至参加战争。和台西遗址基本同时，殷墟妇好的墓葬也随葬了大量酒器和兵器，并且，甲骨文中还有妇好带领军队远征的记载。

崇国—老牛坡后期的安定繁荣，和商人招降了一支北方山地部族有关，这便是周文王祖父一代的姬姓周族。他们被安置在土著和商朝反复拉锯的周原地区，而改变上古华夏文明历程的大转折，也自此开启。

二里头—夏朝王室和龙的关系更密切，或者说，龙是他们的象征和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