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方法，我至今还在用，当有人跟我解释某个我想理解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停地提出例子。

他的笑容，他眼中的闪光，并非来自什么秘密的笑话，而是来自物理学。物理学带来的这种快乐！这种快乐是有传染性的。我们受到了这种感染，是很幸运的。

当一个人对你瞧不上眼的时候，而你接着就做出了像这种真能挽回面子的事儿，那他们通常对你就百分之百地另眼相看了。

艺术给某个单个的人以快乐。你能制造出一个东西，有人宝贝之至；他们或者沮丧，或者愉快，都是因为你制造的这破玩意儿！在科学中，那是一种普遍而大的东西：你不知道直接欣赏它的那些单个的人。

世界真的是怎么样，和它瞧上去是怎么样，这两者之间，就有这个区别。

冯·诺伊曼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你不必为你身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负责。由于冯·诺伊曼的这个建议，我形成了对社会强烈的不负责任感。这使我从此以后成了一个很快乐的人。是冯·诺伊曼播下了这颗种子，这种子在我的思想里长成了活跃的不负责任感！

我不明白大家是怎么了：他们不是通过理解事情来学习：他们凭别的什么方式来学习——凭生搬硬套，或者别的什么名堂。他们的知识如此脆弱不堪！

他对难题的几乎难以抑制的需要，他那些令人恼火的恶作剧，他对装腔作势和假装正经的愤恨和急躁，以及他能把那些试图放挺他的人放挺的本事！

可是，有个奇迹发生了；在我一生中，这种奇迹一而再地发生。对我来说，太幸运了：从我开始思考物理学的那一刻起，我不得不把精神集中在我正在解释的东西上面，我脑子里什么杂念也没有了——我完全对神经兮兮产生了免疫力。因此，在我发动起来之后，我简直不知道在这屋子里的都是谁。我只是在解释这个想法，没别的。

我因此发现催眠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体验。你一直在对自己说：“我能做那件事儿，但我不想做”——换句话说，你做不到。

我在我的物理学中，经常出错儿，那是因为我以为某个理论实际上不那么好，以为有许多复杂情况会毁了这个理论——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就是这么一种态度，尽管你蛮有把握什么事儿才是应该发生的。

总的来说，这个观念是，要努力把所有信息都摆出来，以帮助别人来判断你的贡献的价值；不要单单摆出那些会把他们的判断引导到这个或那个特别方向上去的信息。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祝愿——祝你好运，到一个你能够自由地保持我刚才说的这种正直品格的地方去吧，在那个地方，你不觉得被迫需要维持你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或者财政支持，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儿，从而失去你的正直品格。祝愿你享有这样的自由。

这使我想起了他在风烛残年之时，经常说的一句话，说话之时，双眸生辉：“我还没死！”

每段故事，各有异趣，连掇成集，竟成大观。一个人的一辈子，竟然能发生这么多奇妙而发疯的事情，有时令人难以置信。

我给哈佛的生物系上了一课！我总是这么干，一头扎在什么东西里，看看我能走得多远。

不是罗马方言，管它是什么方言。可他是个意大利人！所以这就很好玩儿。但你必须绝对自信。你自顾自地说下去就成，不会出什么破绽。

世上的事儿就这样：你没白没黑地干，却什么也得不到，天天如此。

我立刻就发现了生物学的一件事儿：很容易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却没人知道它的答案。在物理学那里，你一定要走得深入一点儿，你才能发现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有意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