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我学到,任何东西或证券不存在什么固有价值,只存在相对价值。
陈志武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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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主要是对两种挑战——生产率低、风险应对力差——的反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风险甚至是文明更重要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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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犯罪一般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当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一些人会选择犯罪,其中收益和成本不只是物质的,也包括主观收益、机会成本和主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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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名词的“文明”,指的是特定群体过去所做的一系列创新的集合体,这些创新给那个群体带来了生存秩序。也就是说,文明包括两项内涵——“创新”和“秩序”,包括文化、伦理、制度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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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陷阱”:即使生产率偶尔上升,致使人口增加,结果也会是新增的物质产出按人均一分配,就又回到人均收入的原点;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在总产出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收入会增加,接下来生育率就会上升,可是人口增长后人均收入再次减少,劳动生产率还是回到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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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是远古东方,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期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跟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彼此不兼容。爱情到现代才“征服”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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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度量文明进程的这两个维度,我们将“有用知识”的定义进行延伸:只要是对提高生产率或化解风险有益的知识,都是有用知识;相应地,有用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生产性人力资本和“化险性人力资本”(risk-mitigativehumancapital),后者指的是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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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明可能当时并没提升生产率,或者只对生产率的增加有些许贡献,但它们对改进人类的风险应对力、降低暴力频率、促进文明化,都有过显著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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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文明创新和其他历史变迁时,至少需要两把尺子——“生产率”和“风险应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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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身安全、免于暴力的程度是个体生存福利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度量文明化进程的通俗尺子,反面指标则是个体受暴力威胁的程度。如果一个社会的个体始终担心自己被偷、被抢甚至被暴力杀害,惶惶不可终日,即使人均收入极高,也难以想象他们会生活得幸福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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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事件是暴力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结论非常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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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虽然不一定能提升生产率,但是能通过影响人的意识,起到“信则灵”的心理保险作用,间接提升人的风险应对力,把人类带上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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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也是一种人为跨期承诺,是什么让此契约关系胜过一般契约,并且人类对其的信任程度仅次于血缘关系呢?答案在于各社会都花了大量精力,创新推出了各种针对婚姻的仪式、彩礼和迷信故事,众多伦理规则从多个维度加固婚姻关系,最大化“白头到老”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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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促进秩序、化解暴力的另一方式是通过强化道德规范,促进契约安全和产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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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种人类创新一开始都是一个虚构的“故事”(fiction),因此每个文明都是一系列故事的累积,只不过这些故事不是任意编造的,也不一定经得起科学证实,而是在被发明者推出后,人们发现它们对改善生存“有用”、能带来正面价值,所以被保留。日积月累的“有用故事”足够多之后,当地社会就日益秩序井然,甚至物质也日益富足,于是那一堆“故事”的有机集合体就构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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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的三大发明——福利国家、货币国家、财政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应对新型人造风险的全套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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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和家庭是远古时期不同社会做出的回应,亦即借助姻亲网络和血亲网络解决信任问题:血缘关系与生俱来、永恒存在,永恒关系就是信任,而姻缘通过习俗、仪礼和伦理加以强化,也可成为终生难变的承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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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住房按揭贷款市场走过头了,出现太多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结果造成今天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还在蔓延,对美国和世界的负面冲击还需要一段时期才能消化。尽管这次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但是,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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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催生定居农耕,后来定居农耕又刺激出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