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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增强了个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使风险发生时个人从暴力中能得到的主观收益降低，因此促使暴力下降，进而推进文明化。

特别是在基督教于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超越血缘的广义道德秩序更是得到推进，为西方人走向社会化合作奠定了更强的基础。

当我们把皇帝非正常死亡数据跟气温偏离度、尼罗河泛滥程度做回归分析时，统计显著性在99%以上。旱灾风险直接威胁皇帝和帝国的命运。

婚姻关系也是一种人为跨期承诺，是什么让此契约关系胜过一般契约，并且人类对其的信任程度仅次于血缘关系呢？答案在于各社会都花了大量精力，创新推出了各种针对婚姻的仪式、彩礼和迷信故事，众多伦理规则从多个维度加固婚姻关系，最大化“白头到老”的概率。

对任何社会而言，理想的安排还是多维度、多角色的：家庭、宗族、宗教、市场和政府福利都齐全，相互竞争，也相互补充。

在19世纪，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

商业造化个人，因为商业交易强化个人间、个人与社会间的相互依赖，使每位个体为了各自和共同的利益，必须学会控制情绪、讲究礼仪、表现诚恳、举止规范、用词得当。商业化的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依赖起到约束个体言行举止的作用。因此，商业化促使人们有节制、可预期、讲理性，商业化的过程也是文明化的过程，仅这个过程就使欧洲暴力命案下降91%~98%。

对于原始狩猎采集人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在短距离内，既有平原又有高山，这样山上和平地的气候条件不同，在不同季节都生长野生植物与动物，让原始人通过在山上与平原之间迁移就能对冲食物风险（就如前文介绍的因纽特人那样）；而如果100公里之内都是平原，气候条件都一样，那么春夏秋冬季节性强化之后，在冬季可能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万物不长，简单迁移不再管用。

也就是说，灾害使战争的收益远高于成本。而如果降雨量偏多，尤其是涝灾，反而有利于牧草生长，草原食物充沛，游牧民族生存更有保障，战争的边际收益会远低于成本，战争激励消失

文化就是这样根据需要而内生，给当初虚构的故事赋予理性，接受为其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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