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里，王琦瑶们的悲哀在于，当她们以牺牲自己全部的代价来走向自己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顶峰时，正好遇到这个社会整体开始滑向低谷和最后幻灭。这种在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出现的奇谲莫测的错位，恰恰以一种残酷荒谬的玩笑，讽刺了市民阶层怀旧梦的虚假，为所谓的“上海寻梦”奏起了一曲挽歌。

一个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伪，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也可以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

土地与生育，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寄托了全部人生理想的两大领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生育是农民家族生命延续的基本形态，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农民的生与死的全部意义的隐喻。

浪漫是一种精神，精神性的东西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爆发出来才是真正的浪漫。真正精神性的东西不是从书本上、从理念上学的，真正的爱情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它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神性的光环。

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顺着习惯，或者顺着社会，稀里糊涂地生活着，觉得本该如此。但是，突然碰到一个“坎”的时候，大吃一惊，以后就停顿一下，会突然想一些问题。这是人生经常有的觉悟或者转折，而导致人生转折的，往往是一场大病、一个噩梦，或者是某一桩事件，使人惊了一下，以后就由此而悟，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

而王安忆的《长恨歌》不同，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的叙事特点，就是作者有意地淡化了宏大历史对民间生活的侵犯，直接用民间的凡人小事接上了张爱玲的传统。

对于生命而言，任何一次经验都不会白白地浪费，都会在一定的环境下以特定的方式显现出来。

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发现这正是我们今天社会最缺少的，但它恰恰是在心灵上给人理想和爱的力量，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乌托邦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因两人的文化背景不同所发生的理解与知识信息上的错位：一个是直奔结果，另一个停留在过程的缠绵之上。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必须自己独立成为一个生存者，人的旷远性主要不是反映在人与人的交往上，而是反映在人的生命的本质中必然地包蕴了一种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性。

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

性的欲望最私人化。在中国传统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长期压抑下，它也变形了。所以中国人把物质欲望和性的欲望都转换为权力的欲望。你只要掌了权，就什么都有了。

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它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或者正面和反面，非此即彼的意义来界定一个人物。真正优秀的艺术形象是极其复杂的，而这样复杂的人物，其心灵发展往往是一个过程，从正面向反面，或者从反面向正面发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

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恐怖主义者的悲壮在于，当他发现面对强大的专制体制不能有效地应对时，只有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内心世界的平衡。如果我们舍弃了前面的一系列过程而单独描写恐怖主义，那么，恐怖主义就会成为没来由的疯狂；如果把恐怖主义放在一个深远的历史背景下，展示它是如何从正当追求人的权利到悲愤绝望、再到疯狂的过程，那么我们对已经发生的许多悲剧事件会有另外一种看法。

而乡土不同，乡土破产，农民离乡背井，最终还是离不开这块土地，土地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能够使其生命力周而复始地发展。

她不仅仅是描写都市市民的生活细节，而是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分市民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个人的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通过古老家族的衰败隐喻传统道德价值没落，这是她的小说的两大主题，她逼真地写出了现代化过程中都市的传统道德式微和市民面对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动而生出的虚无和恐慌的心理，使散落在都市里的民间文化碎片重新通过记忆凝聚了起来。

生命是生与死统一的转换运动过程，死亡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标志着存在的完满。

强权统治者用恐怖手段迫害人民时从来不认为这是恐怖，而当人民反抗的时候，这种暴徒、恐怖、犯上作乱等罪名才被落实。明的死把敏的精神逼上悬崖，他觉得没有了退路：“没有一次牺牲是白费的，没有一滴血是白流的。抵抗暴力的武器就只有暴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伟大的人格永远是体现在个别的不可重复的生命现象之中的，但这样一种孤独的生命现象又不可能是真正孤独的，它是在一种看似寂寞的生命当中体现出广阔而普遍的精神。这就是人的旷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