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里,王琦瑶们的悲哀在于,当她们以牺牲自己全部的代价来走向自己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顶峰时,正好遇到这个社会整体开始滑向低谷和最后幻灭。这种在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出现的奇谲莫测的错位,恰恰以一种残酷荒谬的玩笑,讽刺了市民阶层怀旧梦的虚假,为所谓的“上海寻梦”奏起了一曲挽歌。
陈思和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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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生育,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寄托了全部人生理想的两大领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生育是农民家族生命延续的基本形态,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农民的生与死的全部意义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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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或者顺着习惯,或者顺着社会,稀里糊涂地生活着,觉得本该如此。但是,突然碰到一个“坎”的时候,大吃一惊,以后就停顿一下,会突然想一些问题。这是人生经常有的觉悟或者转折,而导致人生转折的,往往是一场大病、一个噩梦,或者是某一桩事件,使人惊了一下,以后就由此而悟,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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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说真话,至少保持沉默而不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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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而言,任何一次经验都不会白白地浪费,都会在一定的环境下以特定的方式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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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好的文学作品,它不能用简单的好与坏,或者正面和反面,非此即彼的意义来界定一个人物。真正优秀的艺术形象是极其复杂的,而这样复杂的人物,其心灵发展往往是一个过程,从正面向反面,或者从反面向正面发展,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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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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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者的悲壮在于,当他发现面对强大的专制体制不能有效地应对时,只有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内心世界的平衡。如果我们舍弃了前面的一系列过程而单独描写恐怖主义,那么,恐怖主义就会成为没来由的疯狂;如果把恐怖主义放在一个深远的历史背景下,展示它是如何从正当追求人的权利到悲愤绝望、再到疯狂的过程,那么我们对已经发生的许多悲剧事件会有另外一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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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伟大的人格永远是体现在个别的不可重复的生命现象之中的,但这样一种孤独的生命现象又不可能是真正孤独的,它是在一种看似寂寞的生命当中体现出广阔而普遍的精神。这就是人的旷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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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故事,如果我们把它与“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定时代剥离开来,再来读当年鲁迅写的《狂人日记》、《长明灯》等作品,做一些比较的话,就可以看到故事的内核没有变,一个发疯的人,想去炸毁一个象征着千百年精神压力的封建祠堂,但是最终被人当成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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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中没有太多温情脉脉的东西,它所展示的乃是人生最为残酷也最为真实的一面,而蕴涵的情感是人类的大爱、大恨和大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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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吃人者是无意识的社会角色,它需要人去扮演或者充当,而不是某些人固定的社会身份和阶级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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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战斗精神是指“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紧张地批判现实、干预社会的一种精神原则,它是贯穿了“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基本文学精神,鲁迅正是最卓越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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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容不得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统治者天然地仇视和恐惧知识分子团体的力量,也就是仇视和恐惧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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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崇扬古希腊的爱智的。他认为,人间是虚无的,人类是愚昧的,可是对这种虚无和愚昧的研究却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直面这虚无和愚昧,这是“这虚无的世间第一有趣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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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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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夜》里,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对上海的描述呈现出了两个特点,一是现代性质疑,二是繁荣与糜烂同体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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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虽然用“爱情”作为掩饰革命的幌子,但是他决不是一个写爱情的圣手,可是弥漫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的却有另外一种“爱”,那就是追求同一理想的朋友之间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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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批评家李健吾盛赞《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引者)杰作。这里一切是谐和,光与影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艺术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们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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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一方面,他感受到了虚妄与绝望;另一方面,他恰恰又在感受绝望中提出了反抗绝望的命题。在《野草》里他强调过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著名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