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不大关心身份高低，是穷还是富，人人都是姐妹。女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男孩不同，会很亲密。现在叫作“闺蜜”了，我在中西有好多“闺蜜”，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什么都聊，真正是可以“谈心”的。一直到老都是这样。

有温度的历史，是无数个体“命运”的汇集和交响，见证个体命运，也是在“见证历史”。

这回将错就错，算是给他后来飞黄腾达埋下伏笔了：船上的人是安徽皖南道员惠征的两个女儿，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那时候慈禧还没被选进宫里，等到掌权了，对当年落难时吴棠的仗义念念不忘，一有机会就提拔他。吴棠从此官运好得不得了。

不管是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后来许多老朋友、熟人重逢，经常是这样的震惊：那些年小心做人，生怕担上罪名，不敢联系，多少年不见，又是精神压抑，生活艰苦，彼此眼中，真的是“面目全非”。

杨家的不少后人，都是靠祖产生活，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还看不起人，母亲不希望有来往（因为是姨太太的身份，交往中往往被歧视）。她看不起没本事的人，总是强调要“学本事”，能自立。这多少也是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应该又是受到祖父的影响。

多少年过去，很多人已不在世，我活到这个年纪，知道许多人的后来的情况，就像故事知道结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脑子里会出现的，还是他们那时的模样。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真是年轻。

也没谁表现出优越感，谁要是因为家里有钱有势喜欢炫耀，那是要被大家看不起的。友善、平等待人，按照中西的教育，这就是有教养；爱显摆、自以为高人一等，就是没教养了。

祖父的影像是齐白石画的。齐白石那时小有名气，没后来那么大名气，给人画像也是糊口，不是太贵，也不那么稀奇。

沈先生到了，在山坡下面就喊，一见到就拍着手说，我来看“狼狈的小母亲”了！他是和别人一起来的。他对我这样结婚是不满意的，不过结婚时还是送东西给我，来探望时还叮嘱我，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

过去的大家庭生活，规矩特别大，特别多。讲规矩，其实就是讲等级。正室和侧室，差的不是一点点，尊卑绝对分明。

杨宪益在自传里说祖父自号“三湖（壶）太守”，三壶是烟壶、酒壶、尿壶，总之是有点玩世不恭。

在家里，娘是有权有势的，但她不仗势欺人。只是她的“势”就在那里，这“势”就是旧式大宅门生活的规矩。

抗战已快进入第七年，国统区的大学生生活都很艰苦，各人都有自己的压力，人与人之间情谊的付出也有点吝啬了。

那时候年轻，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到过大李先生也有可能有他的自卑和不自信，同时他又是个会替别人着想，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

事实上天津才是北方的金融中心，就像上海在南方的地位，北平银行的地位和天津银行不能比，在好多生活在租界的天津人眼中，北平土得很。

事实上，所谓“历史”，是要在群体的层面上让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留下痕迹，何尝不是一种集体的记忆体操，一种抵抗遗忘的努力？

上联“想当初，初来兮，也曾经，油头粉面少年英俊”，下联“到如今，将去也，只落得，沙眼胃病老气横秋”。记不得横批是什么了。连声赞，真是有才。

我很少流泪的，那时整整哭了三天，不吃不喝，而且是毫不掩饰的，宿舍里的人会不会听见，赵瑞蕻会不会不高兴，这些全都顾不得了。赵瑞蕻的确不高兴，曾对我说气话：我死了你也不会这么哭。我说，那当然，我现在只想哭，你别和我说话！

我认为我和他之间是友谊，不是爱情。即使真有爱情的成分，那时我也不敢承认的，不管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

关于抗战与文学，文坛上一直有争论的，沈先生坚持文学是文学，抗战是抗战，文学是不该用来当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