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就是这样一种生物，若不将自己的想法、困惑、思考、经验等用语言表达出来，便坐立不安、片刻不宁。其目的何在？是为了搭乘“语言”这一公共交通工具，将这些想法、思考传达给尚未知晓的人们。而我们作为读者的责任，就是在自己未曾听闻的思想现身之时，承认自身的无知，并努力让这些思想不被湮没、丢失。

反言之，援助交际也好，买春卖春也罢，都建立在蔑视“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对于那些轻视性爱的人来说，他们能付出的，不过是与性行为相抵的价格罢了。

要知道，历史不会像自然现象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女性之所以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是她们艰苦奋战的结果。

上野对女性学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女性主义”是指女性解放的思想和实践，而“女性学”则是服务于“女性主义”的理论与研究。

借用上野本人的话来说，她是熟练掌握“男性语言”（学术知识）与“女性语言”（日常经历）的“双语者”。

如果历史出现在书面资料诞生之后，那么那些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人，就不会出现在历史中。而女性史研究，正遭遇了这种困难。

她强调不要陷入“男人的逻辑”中，也就是不要陷入非日常性的革命中，不要追寻以牺牲当下为手段的所谓大义，不要遵从一味追求权力和效率的所谓生产力。

男性思想中的个体性存在局限性，它不仅局限于以自我一人为中心的扩展（个人主义），还局限于单独个体的生命区间（一代主义）。

萨义德笔下东方主义中“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与性别研究中“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如出一辙，揭示出后殖民研究与性别研究的密切关联

当遇到无法用近代个人主义的语言描述的事物时，女性会倍感受挫，会吞吞吐吐。是的，正如森崎感受到的那样，我们没有语言，我们缺乏话语。

在各个近代民族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通过对性行为、怀孕与生产的控制，进而对人口的质量进行管理的。女人的子宫属于国家。正因如此，在许多国家堕胎才被视为犯罪。

在一个建立于“厌女症”基础上的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强有力的连带感。但他们极度害怕这种关系被误解为同性恋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厌恶、谴责同性恋，同时极力否认同性恋的存在——表现为装聋作哑。

西方给东方分配的“历史角色”，或者说“指定席位”，只有美感和官能享受，其余则不被期待和允许。他们向东方寻求具有异国情调的美，却不找寻智慧和思想。他们最多只允许东方艺术和文学的存在，却不愿意学习东方的科学和理论。

尽管如此，人类却试图在内部制造出差异，比如，在生殖功能上特殊化了的差别就是性别，在皮肤颜色上特殊化了的差别就是人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需要根据性别来建构“男性”这一范畴，需要根据人种来建构“白人”这一范畴。

正深陷痛苦中的人，是没有办法简明易懂地向别人诉说的。然而，这种纠葛与挣扎，恰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命。

东方主义是由西方支配、重构及压制东方的一种模式。

历史不会像自然现象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女性之所以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是她们艰苦奋战的结果。

男人们把性与生产称作“女人的经验”，将其划分到与己无关的外部领域中，他们通过把这些行为“自然化”，来避免对其进行思考。为何如此呢？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厌恶女人，憎恶自己对女人这种生物的依赖，竭力将“性”贬低为肮脏之物，并企图忘却自己生于女人腹中这一事实。

通过将同性恋“关进柜子里”，异性恋秩序被自然化。所以，异性恋秩序是同性恋产生的原因，而非结果。

对性别问题保持敏感，互动而不是被动地阅读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