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根据我个人的第一手经验，以4个开采业公司为例，探讨这4家公司的做法：为什么这些公司认为那么做是有利的，有的最后却伤害了环境，有的就两全其美，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没有伤害环境？我的动机很实际：希望让目前正在破坏环境的大企业知道悬崖勒马，并指出哪些改变最有成效，能让它们达成这个目标。我将讨论的4种开采业是石油业、矿业（包括金属矿和煤矿的开采）、伐木业以及渔业。

解决“公地悲剧”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让每一个使用者了解公地的利益在哪里，拟定一套审慎的配额办法让所有人遵守与执行。下列情况如全部符合，的确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使用者来自同质性群体，每一个人能彼此信赖、互相沟通，共享未来且在日后准备将资源留给后代，能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资源的范围和所有的使用者都已明确定义。

察觉问题之后仍不去解决，与这种非理性行为有关的最后一种因素就是“心理否认”。这个心理学名词原本是用来说明个人心理的防卫机制，现在也用来解释流行文化。如果某一件事让你感到非常痛苦，你可能会潜意识地压抑感觉或否认这件事，以避免痛苦，但是这么做只是掩耳盗铃，最后可能还是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经常遭到否认的感觉包括恐惧、焦虑或悲伤。

政治学家常用“悄悄变化的常态”来形容长期、缓慢、受到许多信号干扰而难以察觉的变化。如果经济、教育或交通等方面状况的恶化非常缓慢，我们便难以察觉问题一年比一年糟，亦即“常态”或“基线”的标准以人们无法察觉的速率退化。总是在这种变化累积几十年后，人们才会惊觉今非昔比，想起几十年前不是这个样子，而人们习以为常的“常态”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改变。

虽然已经察觉问题，但还是非理性地拒绝解决，多半是基于心理因素。在短期的决策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称为“从众心理”。个人在规模庞大特别是情绪易于激动的群体中，可能会发现自己被牵着鼻子走，盲目支持群体的决定。然而，如果让一个人好好地独立思考一番，可能就不会接受这样的决定。

但凡是个敏感的成人，生来就有资格郁郁寡欢。

还有一种因理性行为产生的利益冲突：当权者的利益和社会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然而那些当权者就是进行决策的人。当权者不但不必为了自己的行为负责，为了图谋私利，也根本不顾别人是否受到伤害。

另一个和常态缓慢变化有关的名词便是“景观失忆”：由于一地景观每一年的变化很小，50年后人们已经忘了多年前的景观是何风貌。

但是，有些资源无法分割（如具迁移性的动物和鱼类），拥有这些资源的人毕竟不是政府的海岸巡防队或警察，很难以个人力量赶走入侵者。

“理性的恶劣行为”常见的表现就是“对我个人有利，对你和其他人不利”，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自私自利”。

首先，有些问题在萌生之初实在难以察觉。例如土壤的营养成分不是肉眼能看出来的，只有到了现代通过化学分析才能得知。......另一个不能察觉问题的原因在于远距离管理。任何大型社会或大企业都可能有这种问题。

然而，在一些情况之下（如离岸较远的广阔公海），这种做法并不实际；至于其他一些情况，也可能使管理和管制的费用变得太高。

至于决策失误的第三站，它不但是最常见、最令人料想不到的，出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需要最长的篇幅来讨论。社会在察觉问题之后，时常不能有效解决，结果以失败收场，不像泰恩特以及几乎每一个人认为的那样尽力补救。

翻开历史，自私的国王、酋长和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或不作为，经常是社会崩溃的原因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也许我们起先不认为他们会关切环境问题，但是他们对环境的要求终将渐渐提高。

这张决策失误路线图的第一站：群体无法预见问题而铸成大错。无法预见问题的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一个就是没有经验，以前没碰过这类情况，因此不够敏感。关于无法预见危机的最显着例子，莫过于澳大利亚引进狐狸和兔子

如果主要的使用者短视近利，打算在短期内捞一票就走，而社会整体还是必须为了长远利益着想，这样就会产生利益冲突。

污染后的清理通常要比事前的预防花费大得多。这就像医疗，在公共卫生方面花点小钱，做好疾病防治，总比疾病蔓延开来再治疗更省钱、省事。

还有一些非理性行为和价值观冲突有关。在价值观冲突之下，一个社会可能会设法解决问题，也可能因而不去解决。民众常常可能因为厌恶第一个察觉问题、抱怨的人，在非理性动机的驱使下，决定不去解决问题。

还有一种与从众心理类似的团体决策心理。决策团体人数较少、比较冷静，不会像盲目的群众那么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