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说：“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

不见那涧绿水，我钓秋风。多想捞起那个冤魂，垂一条思念的绳……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对现实生活过多注意，那么超越现实的力量则必然削弱。只有忽视或暂时忘却生活琐事，才能真正投入精神境界，在艺术遐想或哲理思辨中遨游。

处于异化状态的人类是充满私欲的情感动物，必须用谎言来粉饰某些不能公开的阴暗面。嵇康对“真诚”的渴望只能是一个美丽的幻想。在理论上要求戳穿谎言，倒也无关紧要，但一旦付诸行动，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嵇康本人就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总之自黄初四年开始，鬼使神差似地依次降生了嵇康、钟会、王弼三个早熟的少年怪才，他们十几岁时就已经是因创建玄学理论而闻名天下的大思想家了。

追求一种无累的人生，自然的人生，难以用理性语言论说，只能用嵇康本人的诗歌去展现其神韵，那就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生命境界。

第一，名教同于自然，即庄子的现世逍遥、内圣外王之道；第二，越名教而任自然，即庄子的出世逍遥、神仙之道。前者是魏晋玄学的正宗，后者是玄学的变态。

人们看不到虚伪对自身生存的危害，反而以隐匿真情之技巧高明而沾沾自喜。人人都用隐瞒和欺骗编织着社会罗网，又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个自己一手制造的罗网上痛苦挣扎。

过于强烈的责任感，在黑暗的中国古代社会，往往是知识分子的致命伤。按鲁迅的话说，就是过于认真：说出来，送掉了性命；忍着，又噬碎了自己的心。

中国文化特色在于伦理性与审美性，所言极是。用中国古代的语言表达，就是礼乐。礼指由国家颁布的必须遵守的外在行为规范，“乐”指由音乐唤起的内在道德情感。

魏晋时的人物品评理论认为，一种优秀的人材性格必须具备两种互补的对立统一品质。[插图]比如慈悲必须勇敢，才可能具备“仁”的品性；柔顺加上坚毅，才可能具备“信”的品质。

庄子的寓言是说，人类的纯朴自然的生活状态已不复存在了，它被人类自己的急功近利之心给活活凿死了。

品质纯粹无瑕的至人毕竟是少数，广大普通人的素质都是有缺陷的，思想品质中往往善恶并存。所以，评价普通人的标准，关键不在于内在的善恶成分，而在于是否敢于公开它们。这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最后分界线。

自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到甘露五年(260)曹髦被害的11年时间中，在魏晋禅代的道路上，洒满了亲曹势力的鲜血，后代史家以沉重的笔调写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插图]寥寥几笔，勾出了那个血腥的时代。

养生的要义在于精神与形体的和谐。首先是健康的精神生活。清心寡欲，心胸坦荡。知道功名利禄有损德性，故淡漠处之，并非自我克制；明白美味声色伤害身心，故坚决弃之，并非自我压抑。总之，不为外物所惑，不为情欲所累。

道家哲学的核心是生命本身，而嵇康却无法忘怀那个超越个体生命的文化理想，他躯体内流动的是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胸中跳动的是一颗炽热的正直之心。他无法摆脱作为曹魏皇室亲戚所要承担的义务，尽管这个义务在当时社会眼中可有可无；他无法摆脱伸张正义的责任，尽管这个责任在当时社会眼中属于子虚乌有。他无处可逃，因为即使逃向最深的深山，也无法逃避自己的良心。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正始后期，当何晏、王弼以老子为旗帜的玄学在实践中陷入危机时刻，竹林名士在庄子的旗帜下聚集在河内山阳，昭示着中国文化思想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口，即玄学思潮将由老学转向庄学，玄学家们关心的主题亦将由国家的无为政治向个体生命的“自由”转变。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于是若干年后的曹魏帝国中，沛、谯出身的官员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当年的土豪寒素与高门大姓的后代相融合，构成了曹魏新贵，开尔后魏晋南北朝士族社会之先河。

真正的锁链是人内在的功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