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持贬抑态度会让人培养出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相反的，那些老是和“现在”过不去的人却别具慧眼，看得见改变的种子和蛛丝马迹。愉快的生活会让我们对巨变的逼近茫然不见。我们执着于所谓的常识，执着于所谓务实的观点。但这只是我们执着于熟悉事物的表现。

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t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

当你做不好分内的事，别人会耻笑你，但你帮别人时，便没有人耻笑你。

那我是想演爱情片跟英雄片吗？倒也不是。毕竟年龄摆在那里。可悲的是，我在适合演那种角色的年纪总也接不到戏，所以压根不知道该怎么演。论频率，我在这几种拿手角色里演得最多的就是刑警了。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戏服口袋里是装着警察证的。

想要培养出人们随时准备好战斗和赴死的心态，诀窍在于把个人从他的血肉之我（flesh-and-bioodself）分离出来。有几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把他彻底同化到一个紧密的团体。赋予他一个假想的自我。灌输他一种贬抑“现在”的态度。在他与真实世界之间架设一道帷幕。通过诱发激情，阻止个人与其自我建立稳定的平衡。

尽管人们会为千差万别的神圣事业赴死，其实他们说不定都是为同一件事情而死。

那我为什么还这么喜欢这份工作呢？因为我喜欢食物。我喜欢创造。这就像一种现代艺术，但不仅限于视觉，而是一种体验，一种我为他人创造的难忘的体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不会再吃到一模一样的菜，在此时此刻也仅能享用这一盘餐品。谁说得准？也许此刻餐厅里有人刚和女友订婚，他们会永远记得这餐饭。他们不知道菜是我做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过得开心，并且享受这一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和他们一起欢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觉得自己人生已败坏到无可救药的人，不会认为自我改善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个人前途的考虑不足以激发他们拚搏，也不足以让他们产生信仰或作出一心一意的献身。他们把自利心理看成是堕落邪恶的，是不洁不祥的。任何出于为己谋的行为在他们看来都是注定失败的。他们最深的渴望是过新生活，是重生，要是无法得到这个，他们就会渴望通过认同于一件神圣事业而获得自豪、信心、希望、目的感和价值感这些他们本来没有的元素。

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社会低等成员之所以能对社会发生重大影响，是因为他们对“现在”全不尊重。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和“现在”都已败坏到无可救药，所以随时准本好把这两者加以毁弃。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一个人自己的事要是值得管他通常都会去管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的事不值得管，他就会丢下自己那些没意义的事，转而去管别人家的事。

一种宗教越崇高，它孕育出的恨意就越凶猛。

群众运动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在一个深受进步观念浸染的社会，这种吸引力特别强烈。这是因为进步的观念会把明天放大，这样，那些看不见自己前景的人的失意感就会更加深刻。

愉快的生活会让我们对巨变的逼近茫然不见。我们执着于所谓的常识，执着于所谓务实的观点。但这只是我们执着于熟悉事物的表现。快乐安定的生活会让其他的“真实”——哪怕迫在眉睫——看来模糊与遥远。

已经拥有许多而想拥有更多的人，其失意感要大于一个一无所有而只想拥有一点点的人。另外，只缺一样东西的人也会比缺很多东西的人更不满。

真诚的言辞人不需要靠绝对的信仰活下去。他把探索真理的过程看得与真理本身同等重要。他不会排斥思想上的冲突，也乐于参与一来一往的论辩。……耶稣并不是基督徒，一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不管彼此的主张与目标有多么南辕北辙，所有群众运动都是从同一类人中间吸收最早的追随者，而它们能吸引到的，也是同一类型的心灵。

当我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完全无力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时，就会执着于熟悉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对抗深深的不安全感。借此我们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幻象：不可预测性已为我们所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