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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判断政策变得不足信的一个方式，是它们成为信手拈来的调侃对象。金融界当时有个关于三个火车头的笑话。一个火车头根本没在跑，那是德国；第二个火车头倒是跑了，可惜跑错了方向，那是通过增加出口而非国内需求拉动增长的日本；第三个火车头也在跑，但它污染了空气，那是美国火车头，烧了太多石油，并留下了一道美元的尾迹。

美国处于20世纪60年代长期扩张的末期，尽管现在听起来没那么严重，但财政部短期债券利率到12月已升到7.25%，长期债券利率8%，比当时所有人记忆里的利率都高。紧缩货币政策吸引了短期资本流入美国，外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卖出美元。黄金没有因为对美元价格和美国政策的不确定而外流，实际上是流向美国。随着这一年的结束，欧洲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抱怨，已让位于对美国货币紧缩抑制其经济活动的抱怨。

总统宣布会议已经达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协议”。这一评价经常被带着嘲笑反复提及，但就我所知，如此众多的国家就一组汇率一次达成协议，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反对美国在解决其对外逆差时使用其本国货币的特权。我们和他们一起要求，美国应该像别的国家一样，用其他资产——黄金、特别提款权或外国货币——清算账户赤字，这是其应该承担的义务。美国坚持采用一个储备指标体系。

费尔德斯坦一直是整个稳定汇率行动的批评者。在1987年和1988年，他反复表达他的看法：为实现国际贸易的合理平衡，美元继续大幅贬值是必要的。但更多时候，他是攻击寻求国际政策协调的整个理论基础。

更为有趣的则是去思考：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明显走弱世界经济较——之前更低的增长率，更严重的失衡和通胀——是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关。

被中国人称为“下海”的这第二轮改革，对世界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亚于它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对中国而言，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间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助力，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是中国通过外向型发展实现自身经济实力和水平跃升的时期。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所谓“中国奇迹”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迈克尔・利（MichaelDooy）等人所说的布雷顿体系的重建，或“布雷顿2.0”。

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写信给里根和贝克，请求他们帮助终止日元的进一步升值。但后者礼貌地拒绝了，并回复称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太强，在外部平衡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再次改变汇率政策。

这个问题就被重复提及：在没有一个自身非常稳定且占主导的国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体系吗？美国还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吗？

在一个政治权力广泛分散而经济关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样板建立新体系的努力，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吗？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内缺乏更强大的结构和纪律意识，才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在该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表现得极其疲弱？

我们的童年总是走在野花烂漫的小路上，我们的少年总是走在灯光昏黄的小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