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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判断政策变得不足信的一个方式，是它们成为信手拈来的调侃对象。金融界当时有个关于三个火车头的笑话。一个火车头根本没在跑，那是德国；第二个火车头倒是跑了，可惜跑错了方向，那是通过增加出口而非国内需求拉动增长的日本；第三个火车头也在跑，但它污染了空气，那是美国火车头，烧了太多石油，并留下了一道美元的尾迹。

美国处于20世纪60年代长期扩张的末期，尽管现在听起来没那么严重，但财政部短期债券利率到12月已升到7.25%，长期债券利率8%，比当时所有人记忆里的利率都高。紧缩货币政策吸引了短期资本流入美国，外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卖出美元。黄金没有因为对美元价格和美国政策的不确定而外流，实际上是流向美国。随着这一年的结束，欧洲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抱怨，已让位于对美国货币紧缩抑制其经济活动的抱怨。

总统宣布会议已经达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协议”。这一评价经常被带着嘲笑反复提及，但就我所知，如此众多的国家就一组汇率一次达成协议，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费尔德斯坦一直是整个稳定汇率行动的批评者。在1987年和1988年，他反复表达他的看法：为实现国际贸易的合理平衡，美元继续大幅贬值是必要的。但更多时候，他是攻击寻求国际政策协调的整个理论基础。

更为有趣的则是去思考：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明显走弱世界经济较——之前更低的增长率，更严重的失衡和通胀——是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关。

被中国人称为“下海”的这第二轮改革，对世界经济体系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亚于它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对中国而言，从那时起到现在的20多年间，中间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助力，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是中国通过外向型发展实现自身经济实力和水平跃升的时期。对世界经济体系来说，所谓“中国奇迹”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迈克尔・利（MichaelDooy）等人所说的布雷顿体系的重建，或“布雷顿2.0”。

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写信给里根和贝克，请求他们帮助终止日元的进一步升值。但后者礼貌地拒绝了，并回复称国会里的保护主义太强，在外部平衡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再次改变汇率政策。

这个问题就被重复提及：在没有一个自身非常稳定且占主导的国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体系吗？美国还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吗？

美国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鲁门撒尔赴日参加商业银行家的国际货币会议时，再次重申对日本的强烈要求，即分担（美国）石油进口支出增加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日本不能再扩大其贸易顺差。他还一度指出，日本不应当保留其投资美国短期国债所赚取的利息。

在一个政治权力广泛分散而经济关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样板建立新体系的努力，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吗？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内缺乏更强大的结构和纪律意识，才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在该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表现得极其疲弱？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