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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于是，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

五代时，十国之中，九个在南方。一方面由于南方不是逐鹿中原的战场；另一方面，也因南方的经济力量十分充盈。宋代政府限制铜器为日常器用，即为了保证铸币的铜料够用。中国从日本与朝鲜进口铜料，也是为弥补铸币原料之不足。宋代流通货币不够，大约由于两个原因：一则中国本身的经济发达，经济体庞大，必须有足够的货币流通；二则中国货币外流成为东南亚各地的通用货币。

汉代的皇帝制度，与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有两项不同处。一是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官僚阶层。而这一阶层，相对于世袭贵族，又是开放的，可以不断吸纳有用的人才，相对程度地保持一定的质量。这一文官集团，经由察举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地方参加中央政府的统治机制。以此特质，汉代的文官政府对于皇权，有时是共生互利，有时又是对抗制衡。

五四运动，由北京诸大学发动，影响遍及全国。北京崇尚西方学问，南京崇尚国故，南北学派的辩论，曾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上海的大学最为注重西洋语文；上海的医学院，也是中国医学教育的重心。交通大学培训的工程学科人才，是中国近代建设的主力。

汉初功臣集团独占了中央政府的丞相职位及地方政府的二千石职位，但自武帝以下，功臣集团的势力渐减。武帝的经济政策，扼杀了富商大贾的发展空间，而早在汉初，三选七迁的政策，已将地方富户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所谓游侠、乡里豪强之辈）均铲除殆尽。

但庞大的武力，终究是人力物力的浪费。中国百年来建设不如人意，其中有相当程度是由于耗费巨资于维持武装力量。中国近代，其实是以武力“强制”的时代，居然借此手段还维持了百年之久，而未为外人吞灭。此是历史的吊诡，其实并不是预定的，更不是预知的，也不应以此为理由，支持“武化”为常态。

春秋时代，秦、楚、三晋，都在扩大领土的过程中派遣流官治理新获土地，不再实行世袭封建。秦统一天下以前，七国均已纷纷建立郡县二级的地方行政体系。秦汉地方长官，通常不由本籍人士出任，但地方掾吏则为当地俊秀。中央又有刺史监临督察地方官员。这一套制度，起源早，发展时间也颇长久，因此运作相当顺畅。中央有了这一套统治机制，完全不必依赖军队即足以统治广土众民。

清初，有数百万人之多的湖广人口，大量移入川陕汉水流域及四川盆地，即所谓“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这一移民浪潮之中，还有长江中游各支流山谷的客家人口，大量北向回流，移居四川。

蒋氏在国民党中本无声望，但以黄埔军校，遂翻飞不可复制。蒋氏的发迹，充分显示“武化”的效应。北伐之后，各方军事领袖曾会议整编全国军力，蒋氏所提方案是缩编全国兵力为八十万人，但未得实力人士支持，而且蒋氏志在保留自己实力，减缩其他部队，遂引起各方对蒋氏不满，爆发为中原大战。冯、阎、李三派合力反蒋，双方投入之兵力，不下百万之众。

清朝剃发、改服之令，启动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对于一般汉人而言，亡文化的痛苦较之改姓易代的变局，尤有深切的感受。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三日的抵抗，以至汉人抗清运动，此起彼落，或潜伏山林，或寄居海隅，其动机无非是为了抗拒文化沦丧。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辨，即以文化为天下，而且他认为保国是统治阶层（其君其臣）的事，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