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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二人与许寿裳同住可以看出，他们对结婚仍持慎重态度，为此设置了过渡期。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据说两人经常一碰面就讨论下面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人的国民性最欠缺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们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是“诚”与“爱”，而最大的病根是曾两度被异民族奴役。二人的结论是奴隶怎么可能会谈论诚与爱呢，救赎的方法唯有革命。后来，“国民性”问题成为鲁迅思想轨迹中最大的支柱性论题。

另一方面，鲁迅对民族与世界的认知也逐渐形成新的表征。他在《灯下漫笔》一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过是“一治一乱”——（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乱）（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治）——的循环往复而已，中国人向来没有赢得过“人”的价值。这是针对国粹主义者和向青年提倡“整理国故”者们提出的鲜明历史观。

受其邀请，鲁迅1903年6月在杂志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主要讲述波希战争中，国王列奥尼达率领斯巴达的军队在温泉关峡谷布阵迎击波斯人的军队，但寡不敌众，最终除国王外悉数壮烈牺牲的故事。

高长虹单恋许广平，他进出鲁迅的家并非为了杂志，而是为了“月儿”。而且鲁迅在北京时，他没有表现任何敌对态度，但鲁迅去了厦门后，他便恶语相向。

同人之中，高长虹的才能得到鲁迅的爱惜，换言之他是最受鲁迅瞩目的人物。据说鲁迅曾在校阅他的稿件时吐血。

认为崇拜欧洲列强的侵略行为，并试图通过效法与列强为伍的思想，其实是在崇拜欧洲至今仍无法克服的“兽性”。他说，受到“兽性”的压迫却对其大加赞颂，而且还轻蔑嘲笑印度、波兰是“亡国之民”，这是较“兽性”更加低等的“奴子之性”的表现。鲁迅认为，倒不如说中国人有义务团结有同样困境的各国人民，对抗企图侵略无辜国家的列强的“兽性”，在全世界建立崭新的“人性”的秩序。而此时鲁迅依据的是从中国“朴素之民”身上继承的那种“固有之血脉”。

然而，鲁迅感受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屈辱和愤怒。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被残杀的同胞周围，鲁迅不得不看到其他同胞们麻木不仁的神情，他们似乎并没有对被杀者的屈辱感同身受，这表明他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性感情。

在仙台的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同胞们麻木不仁的冷漠世界，而在先觉者的这种生存方式与呼声之中，鲁迅找到了打破这个世界的力量。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