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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时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她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她的陪伴。一是看不见她，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

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

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能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

更显著的对比是，“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21；344-345）

对于沈从文来说，他习惯于从自身发掘这种力量，而不是外求于其他。他的方式是重新回顾生命历程，再次沿着生命的来路，紧贴着个人的实感经验，叩问自我人格的发展和精神脉络的形成。

在后记里，张兆和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

在困难来时用幽默，在小小失望时用笑脸，在被他人所“倦”时用我们自己所习惯的解除方式，而更加上个一点信心，对于工作前途的信心，来好好过一阵日子吧。我从镜中看去，头发越来越白得多了，可是从心情上看，只要想有着你十五年来的一切好处，我的心可就越来越年轻了。且不止一颗心如此。即精神体力也都如此。

而作为新中国古服饰研究的开山，那满腔热忱在文物界罕见其匹的一代大师沈从文先生，几乎天天登楼给观众讲解。

有谁的世界如我一般，不是在一段一段告别，就是在看一段一段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