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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讲起部定的那本国定教本逻辑学。作者的数年版税值九元七角五分，为此他慨叉：“文化文化，原来我们就活到这么一种现实文化空气中，奇异的是活在这种文化空气中，居然还有人写作……工作的庄严感终未失去…原因是这种人明白现实尽管如何要不得，他的对面还有读者。”

男孩取名龙朱，这本是沈从文小说的人物一白耳族苗人中的美男子，“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

我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我看，然后就跟我讲。我记得那时铜镜展柜，唐宋的铜镜，几十面，一个柜子。这一个柜子就给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使我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我就这样一个星期看完了这个西朝房。看东朝房只用了几个小时，看西朝房就用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我有许多问题，对文物可以说一窍不通，这位讲解员就非常耐心给我讲，就像教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一九四二年九月八日，结婚九周年纪念日前夕，沈从文写信给大哥说：“九年中倒是最近两年在呈贡住，真是最值得记忆，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一切都近乎理想，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孩子们给我们的鼓励，固然极大，最应感谢的，还是兆和，体力方面的健康，与性情方面的善良，以及在困难中永远不丧气，对家中事对职务永远的热诚，都是使一家大小快乐幸福的原因。”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张兆和时时刻刻不离身边。不仅是病中离不开她的照料和护理，心理上，沈从文也格外需要她的陪伴。一是看不见她，他就要呼唤；看见了，就心安了。

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

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能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

更显著的对比是，“做一个现代作家，真正是幸福！大家写什么你也写，文字比较顺，过不多久即可有出路。……过去我们写作，以艺术风格见独创性，题材也不一般化为正确目的，现在搞写作，主题却不忌讳雷同，措辞也不宜有什么特别处，用大家已成习惯的话语，写大家懂的事情，去赞美人民努力得来的成果，便自然可以得到成功！”（21；344-345）

学生一个也不知道我是这样情形活到世界上的，还成天有人来同我谈学间。做文章也很有人，但当我告他们要成天苦写，苦思索，求对于事物与文字的理解，写三年也莫以为成功，再看成绩，听到这话把他们的趣味消尽了，因为他们都相信天オ，我却告他们没有天オ，只是忍耐，大约具这耐心去工作的是不会多的。

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

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现故乡湘西，文字明净、节制，语气亲切、舒缓，有温暖的幽默，有宽厚的悲和爱怜；特别是，在文字的背后，还有如湘西的山、湘西的水、湘西的历史那样默默无言却一直都坚实地存在着的广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