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改革的真谛在于对立双方的妥协，妥协不是投降，而是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寻求前进的路径

人们往往认为，封建皇权最黑暗、剥削最残酷的时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抗最后，这个黑暗的封建王朝就会灭亡。我想告诉大家：封建皇权的灭亡不可能从最坏开始，更不可能在最坏的时候发生。恰恰相反，一个王朝的覆灭，往往是从试图逐渐变好开始。最坏的封建统治者只能播撒仇恨的种子，相对宽松的统治环上境才能让种子发芽，开花、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比较过国家与土匪。他认为，国家和土匪本质上是一样的，大家都以暴力为基础进行抢劫，土匪抢钱，有去无回；国家抢钱，有去有回。土匪也可变成国家，只要能保护黎民百姓不让别的土匪抢劫……

金钱永远可以代表利益，所谓民心不过是给大部分人一个公平赚钱的机会。

公元前120年，刘彻想到了一个在今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的办法，为推行“算缗令”出台“告缗令”：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就可以获得对方财产的一半，另一半则由帝国没收。此令一出，帝国所有人都为之疯狂，也彻底改变了财富获得的轨迹——如果能靠欺诈获得财富，谁又肯去创造财富呢？ “告缗令”确实让帝国“得民财以亿计”，帝国的掠夺之手遍及每一个角落，富裕的人家几乎被一扫而空。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