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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之于人，就和食物音乐一样，必要但是日常，不足为奇也不足称道。

而一个真正做手工的人是不可能不爱自家出品的，就像泰八郎，假如纯粹为了赚钱，假如不是真心喜爱眼镜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地这么做下来吗？

其实他根本不想批判什么，因为人本来就是空的，而真实从来都不存在。加入你觉得他的行文腔调很嘲讽，那只不过就是嘲讽而已，没别的。

首先，我们都太习惯坐着看书，却忽略了其他姿势的可能，例如前面说过的躺着读,以及直直地站着。

可是深圳偏偏就有一家挺雅致的舊書店，就在丹下健設計的那個新書城一角。

真正长年在路上的，却不愿带上太多的身外物，他们苦行般地节制。再走下去，就会发现旅行的真义了。原来出门不是放弃责任，而是要更明白地寻找与确认自己的责任。

哈里•法兰克福在＜＜放屁＞＞的最后一小段，谈得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丧失了＂以公正无私努力来解决孰真孰假的信心＂于是就＂从致力追求正确无误的理想信条上退缩，转而追求所谓'诚意'的这种替代性理想＂。因此一个高官大可以在＂真情对话＂里大发毫无意义的空话，只要他是真心诚意忠于自我地在说这些屁话；而观众们也不会计较那些话的根据和逻辑，因为大家讲的都是＂真情＂。

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被欺骗的残酷的醒觉历程。想当年，我也有过纯情的日子，曾经十分羡慕法国人民的文化质素高，不只电影晓得安排主角去法兰西学院听李维史陀讲课，就连傅柯最深奥难懂的《词与物》也成了地铁里人手一册的畅销书。直到上了大学，有学长传授“书皮学”（bookcover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国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识上伪装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帮家伙。

那种感觉很难受，为什么那些人老是说什么“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初次登场正好是在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有名的韦伯论题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东亚的情况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晓得解构主义和韦伯论题是什么。

有一场戏，两人在机场里的书店碰上了，男的问：“咦，你买了本什么书？这么厚。”女的答：“噢——一本拿破仓的传记。我最喜欢看和他有关的东西了。而且这本书厚成这个样子，可以够我看上几天，也オ不过六元九毛九，多划算！

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