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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家年轻时在杂志上找不到充足的科幻作品来满足他们对未来的幻想和渴望，他们在公共图书馆排满书架的昏暗走廊里寻找任何类似于科幻小说的读物，从中挖掘出儒勒・凡尔纳、H·菜德・哈格德、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H·G·威尔斯的古老作品，特别是威尔斯创作的小说。书中的那些想法塑造了这些作家。

达尔文似乎赞成现代的强盗资本家将财富建造于他人的痛苦之上，因为依照他的理论，成功的就是合理的。

当好坞的电影工作室、编剧、导演和制片人搞不懂科幻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拍起了怪兽。他们把自己心目中的怪兽拍给观众看，到头来观众还以为怪兽和科幻是同一码事。

从整体而言，科幻作家都有一种向人们发出敦促或警告的不可遏止的渴望；在他们看来，只有未来才是能够改变的。正如埃德蒙·克里斯平所言：“科幻小说是道德寓言的最后收容所。”

凡尔纳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他不仅接受了科学和发明，还以此铸造了自己的荣耀。

罗伯特·A.海因莱因将科幻小说称为“作者将我们了解的真实世界，包括所有成立的事实和自然法则，作为他的第一假设的推测小说”。事实上，海因莱因（以及其他一些作家）认为“科幻小说”最好更名为“推测小说”（SpeculativeFiction）

这种文学与新闻、过去与将来、悲观与乐观之间的冲突，在科幻小说后来的历史中一直存在，1960年代“新浪潮”科幻小说所带来的争议也是表现之一。

设计一些你的新发明，让你的故事从这儿开始换句话说，对文明的某种进步做一个假设，然后用可信的方式讲述这些进步将如何影响你我这样普通人的生活…套用唐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想要篇能在2500年的杂志上发表的故事。”

假如换一种比喻，我们可以说，根斯巴克通过他所创建的“新耶路撒冷”结束了科幻小说读者和作者如同犹太人那样被人遗忘的离散状态，而坎贝尔的出现则为这场科幻小说的“犹太复国运动”带来了新的领袖、新的活力和新的方向。

阿瑟·克拉克的想法：人类是沟通无机生命与超智能机器之间的一种有机的进化桥梁，而超智能机器将成为人类的继承者。

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