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目的是实验一个研究和理解敦煌艺术的新方式:与其通过朝代史的滤镜把敦煌艺术化解为线性进化,不如以“空间”的概念为切入点把莫高窟当作可以实际走近和进入、可以用目光触摸的历史地点和场所。由于这种理解方式强调同时性而非回顾性,原境分析而非线性进化,它更接近于历史主体——即建造和使用莫高窟的历代人们——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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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敦煌洞窟都在历史上受到自然和人为的损害,也经过不断的修饰、改建和重建。今天人们看到的是这些变化的结果,而非建窟时的原状。对每个洞窟的历史性观察因此必然包括两个方向,是透过历史的叠压寻找和重构洞窟的原始设计,二是把历代的修饰和改建作为有意义的美术史事件进行调查和阐释。虽然美术史研究一般强调前者,但我们也应该把每个窟乃至整个窟看作是不断变化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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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千佛在莫高窟壁画中的首次出现,但已经具有这一题材的所有主要特性:以网格排列的无数小佛跟随同一图式,均结跏坐、结禅定印,其凝固的姿态打消了任何叙事意图。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形成循环往复的结构或格局。仔细观察会发现他们所穿的袈装或通肩或双领下垂,一对对相间排列。其色彩则以八佛为一组,其中每身各不相同,不断循环,在墙面上形成斜向的平行色带。论者认为这是在表现“佛佛相次,光光相接”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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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