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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虽然是我们沟通的主要工具，但也常被用来隐藏或对抗感觉。在沉默中，有一些家庭一直害怕隐藏的情绪浮现出来。我们再度开始谈话时，交谈就会变得更为真挚。卡尔言语中的关怀、大卫声音中的急迫和伤感、克劳迪娅回应时受伤生气的态度——这些都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已经离分享彼此心情的阶段近了一步。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结婚时两个人是否都已经历过一番心理空间的磨练；在这段历程中他们独自与生命格斗，四无依傍只有靠自己，并且发现自己可以战胜孤独的恐惧。两个人都必须发觉他能够忍受最基本的焦虑，那就是，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上，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在“忍受”之中，个人获得相当的自信、自觉及对自我的忠诚，这些都是与另外一个人建立稳固关系的先决条件。

一些孩子的心理行为问题突出、屡教不改，大多与孩子的本质并无关系，而与孩子所在的家庭结构、关系以及父母的个性、行为模式关系更密切。只有当父母参与到孩子的心理治疗中来，甚至成为心理治疗的主体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问题，同时也能解决父母自身和家庭的问题。

家庭治疗还会刻意地模糊对“病”的界定。“病”是某种立场下被定义的产物。当我们把某种情绪或行为命名为病态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某一种立场或是偏见。家庭治疗师不但不治病，有时还会说：“你病得很好啊，多保持一阵！”这是在更高的维度上反其道而行之，把生病看成一种独特的心理品质、一个沟通的渠道，或具有重大意义的家庭选择。

这家人在沟通上仍存在着很大的阻碍。上个星期我们想听听家庭的生活情形，他们就一直急着要吵起来；这个星期我们请他们开始彼此交流甚至争吵，他们却不知所措。当父亲想要坦诚时，女儿却拒绝谈话。这个家庭充满着一种强烈的、限制的力量，使他们无法朝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

一般情况下母亲总是家人心理上的中心，因此，我们若很快将目光转向她，便会给父亲一个使自己愈发疏远于家庭的借口，最后他在治疗中会觉得被隔离和孤立，一如他在家里的感觉一样。最有可能迫使家人放弃治疗的，就是父亲。为了及早带他进入状态，我们有意将治疗从一开始就引向父亲那边。因为女人在人际关系和情感世界里的经验比较丰富，所以我们试图补偿男人的这种经验上的不足。

我们对婚姻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问题是这种亲密关系的电压指数，究竟是表现在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压力与愤怒上。还是夫妻俩不断的体验上。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让这种关系逐年加热就是了。

许多人都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而结婚，以为婚姻能使我们得到呵护理解，可以使生活更容易更安全。刚开始时的确如此，但不久最初的热情会被很多因素所冷却。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夫妻双方在依赖的关系中，会为逐渐失去自我认同感到恐惧。如果两人都能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间，问题也许能解决。

先学会对自我的接纳，才能发展成对彼此的接纳。

在一段婚姻中，夫妻两往往会因过分依赖对方而丧失自我，他们对这种状况感到恐惧。其实，他们是可以克服这种依赖感的，对婚姻也不会造成多大威胁。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常会寻找一个替代品来取代依赖感，丈夫常常是工作，而妻子则是子女。

国家越是腐败，法律越是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