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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在家庭中受到的巨大影响，以及家庭成员互动的复杂性和关键性，家庭治疗师提出，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如果希望从本质上去疗愈一个人，就不能把某个人从家庭中割裂出来处理，而要将他的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去干预，去疗愈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和每一段关系—它们都是导致问题形成的因素之一，也都有可能帮助问题改善。

语言虽然是我们沟通的主要工具，但也常被用来隐藏或对抗感觉。在沉默中，有一些家庭一直害怕隐藏的情绪浮现出来。我们再度开始谈话时，交谈就会变得更为真挚。卡尔言语中的关怀、大卫声音中的急迫和伤感、克劳迪娅回应时受伤生气的态度——这些都非常有价值，因为我们已经离分享彼此心情的阶段近了一步。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结婚时两个人是否都已经历过一番心理空间的磨练；在这段历程中他们独自与生命格斗，四无依傍只有靠自己，并且发现自己可以战胜孤独的恐惧。两个人都必须发觉他能够忍受最基本的焦虑，那就是，在这个可怕的世界上，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在“忍受”之中，个人获得相当的自信、自觉及对自我的忠诚，这些都是与另外一个人建立稳固关系的先决条件。

一些孩子的心理行为问题突出、屡教不改，大多与孩子的本质并无关系，而与孩子所在的家庭结构、关系以及父母的个性、行为模式关系更密切。只有当父母参与到孩子的心理治疗中来，甚至成为心理治疗的主体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问题，同时也能解决父母自身和家庭的问题。

家庭治疗还会刻意地模糊对“病”的界定。“病”是某种立场下被定义的产物。当我们把某种情绪或行为命名为病态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某一种立场或是偏见。家庭治疗师不但不治病，有时还会说：“你病得很好啊，多保持一阵！”这是在更高的维度上反其道而行之，把生病看成一种独特的心理品质、一个沟通的渠道，或具有重大意义的家庭选择。

这家人在沟通上仍存在着很大的阻碍。上个星期我们想听听家庭的生活情形，他们就一直急着要吵起来；这个星期我们请他们开始彼此交流甚至争吵，他们却不知所措。当父亲想要坦诚时，女儿却拒绝谈话。这个家庭充满着一种强烈的、限制的力量，使他们无法朝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

我们对婚姻的投入每年都在增加，问题是这种亲密关系的电压指数，究竟是表现在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压力与愤怒上。还是夫妻俩不断的体验上。不过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让这种关系逐年加热就是了。

许多人都抱着一个美好的梦想而结婚，以为婚姻能使我们得到呵护理解，可以使生活更容易更安全。刚开始时的确如此，但不久最初的热情会被很多因素所冷却。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夫妻双方在依赖的关系中，会为逐渐失去自我认同感到恐惧。如果两人都能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间，问题也许能解决。

先学会对自我的接纳，才能发展成对彼此的接纳。

在一段婚姻中，夫妻两往往会因过分依赖对方而丧失自我，他们对这种状况感到恐惧。其实，他们是可以克服这种依赖感的，对婚姻也不会造成多大威胁。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常会寻找一个替代品来取代依赖感，丈夫常常是工作，而妻子则是子女。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