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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河、埃及、印度各种古代文化的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地区的文化发展是不断融合，最后趋于大同小异的面貌。

我们那次合作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人类依赖科技，最终也会成为科技的第一位受害者。在我俩看来，科幻小说写的并不是未来的科学技术还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可能性，而是因为科技的存在我们未来将会失去的诸种可能。终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对科技的掌握，而且再也无法将它重新抓回手里。

我们所有人心里都有个侏儒。他就像是每个人的小我，每个人浓缩了的本质，在我们的体内尖叫着想出来，他最能说明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每个人都有证实偏差我们的大脑在很多时候是很顽固的，无关对错，就是单纯的顽固。这在有强烈“自我感”的人身上，会体现得更加明显一些。我们通常将这种顽固称为“证实偏差”。简单来说说，就是当你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某个预设立场或当你倾向于得到某个结果时，你就更容易在搜寻证据的途中不知不觉地偏离“公平”。我们常说的首因效应、晕轮效应等，都是证实偏差在某些时刻的表现

我为什么总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拍电影，这问题要解释清楚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健康的想象力需要空间。[...]对于伯格曼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似乎是某张人脸，而且通常还都是女性的面孔。而对我来说，一部电影的起点就是一片自然景观，不管那是真实的、想象的抑或是幻觉中的。

学校里的竞争更类似于标准跑道上的赛跑，裁判一声令响，大家同一时间出发，顺着规定的跑道，谁先到终点谁赢，非常简单。而社会上的竞争则更类似于定向越野跑，告诉你起点和终点，你自己选择最合适的路去走。你可以走大路，也可以抄小路，还可以翻山。管你用什么方法，先到者胜。更有甚者，连跑都不跑，直接坐车就走，只要裁判没看到就行。

只要你拍电影，你就一定得是个运动员，区别只在于程度高下。电影并非出自抽象的学术思考，电影来自膝盖和大腿，来自时刻准备着要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拍过电影的人都懂这道理。我一直都很看重自身与工具之间那种肉体上的联系。从在现场操作摄影机，一直到把我电影的胶片——每盒胶片可能都要重达二十公斤——从车上拿下来，搬进放映间。感受一下这样的重量，这种实打实的感觉，然后再卸下这份重担。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到彻底放松的感觉。

我曾经认真考虑过向美国国家航空宇航局申请参加某次太空任务......基本上他们派到那儿的都是些没什么灵感的技术人员，无法好好利用月球旅行的拍摄潜能......太空旅行是我未竟的事业。

在米开朗琪罗之前，所有雕刻家都只把自己看作石匠，没人觉得自己是艺术家。有一次，佛罗伦萨下了大雪，美第奇家族中某位极其愚蠢的成员要求米开朗琪罗在他们别墅的院子里堆个雪人出来。米开朗琪罗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走到室外，完成了任务。我喜欢他的这种态度，百无禁忌。

悲情（pathos）早就存在着，一直都有，但米开朗琪罗是将它真正表现出来的第一人。从此之后，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终于能够达到那种深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