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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划时代的作品《生活研究》（LifeStudies）中引用罗伯特·洛威尔（RobertLowell）的话，“一首诗就是一次事件，而不是对一次事件的记录”；

斯坦纳因为这个缘由便提出，诗意作为创造性行动和被经验到的创造行动，它是存在和意义的根本方面。

他们是‘新一代’（thenew）的先驱，在各个领域都蔑视地看待‘旧事物’（theold），不仅在艺术和理论上，同时还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上。

苏维埃新人秉持人类可以被重制的理念，“人类的完美是可能的……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质重新创造其本身”。托洛茨基期望（或者据说他期望）社会主义能够产生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物学形态”，期望社会主义实际上能够诞生出“能移山填海的超人……平均形态的人类将会提升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想象歌德是平均水平的人！）而在此高度之上，新的山峰又将会出现”。

想象必须在一种宇宙意义上进行，而这尤其昭示着我们的有限感和无能感。生活的目的应当是在有限制的情况下，过着得意的生活。

这预示了艾略特1930年在《灰色星期三》（AshWednesdy）的劝诫：“教我们坐定（still）”

索姆河战役自1916年7月1日早上7点30分打响。在那个周六的早上，超过11万名英国士兵沿着13英里长的战线参与了进攻，结果第一天就造成不少于6万人的伤亡，这至今仍然是一项纪录。“超过2万人死在了交战双方的战线之间，有些人受伤倒在了这片无人之地，哀号了好几天才咽气。”

桑塔亚纳主张文化空间和精神的本质在于：它是欢愉的假日，在此人们远离充斥着程式化条款的工作世界，以便从事反思性的、有想象力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够让人们舒缓伸展，教会他们在人的有限性前提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欢庆生活，能活得潇潇洒洒。

表现主义是斗争的艺术，是焦虑的艺术，是关于在冷漠宇宙（而不是仁慈富足的宇宙）中生存意义的艺术。

从希特勒的立场看，他最大的成就可能要算是他将教会可能激发起的对抗性（如果教会真有此打算的话）消弭于无形。这一点值得强调： 当宗教信仰最被人需要的时候，它却没能接受挑战。它发挥的作用太小了。

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缺少人手、孩子不能上学等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边保护，一边研究，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美术临摹等方面的业务方向，为敦煌石窟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