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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划时代的作品《生活研究》（LifeStudies）中引用罗伯特·洛威尔（RobertLowell）的话，“一首诗就是一次事件，而不是对一次事件的记录”；

斯坦纳因为这个缘由便提出，诗意作为创造性行动和被经验到的创造行动，它是存在和意义的根本方面。

他们是‘新一代’（thenew）的先驱，在各个领域都蔑视地看待‘旧事物’（theold），不仅在艺术和理论上，同时还表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上。

苏维埃新人秉持人类可以被重制的理念，“人类的完美是可能的……人类可以根据自身的特质重新创造其本身”。托洛茨基期望（或者据说他期望）社会主义能够产生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物学形态”，期望社会主义实际上能够诞生出“能移山填海的超人……平均形态的人类将会提升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想象歌德是平均水平的人！）而在此高度之上，新的山峰又将会出现”。

想象必须在一种宇宙意义上进行，而这尤其昭示着我们的有限感和无能感。生活的目的应当是在有限制的情况下，过着得意的生活。

这预示了艾略特1930年在《灰色星期三》（AshWednesdy）的劝诫：“教我们坐定（still）”

桑塔亚纳主张文化空间和精神的本质在于：它是欢愉的假日，在此人们远离充斥着程式化条款的工作世界，以便从事反思性的、有想象力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够让人们舒缓伸展，教会他们在人的有限性前提下，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能欢庆生活，能活得潇潇洒洒。

小组的最高目标就是诚实：“在面对面的规则下，我会说出自己对你的观感。我保持的那种彬彬有礼、善良体贴的义务，在这段时间中将被搁置一边。”另一种小组形式则更令人吃惊，它邀请具有创新性的人来展示自己的生殖器，探讨他们在这个以生殖器为中心的世界因展示它们而产生的恐惧和欲望。这些会心小组场面可能会很激烈，但明显足以创造出“超验的空间”和新经验。人们在此经验中忘却了自己，忘却了他们身处何地，忘却了对时间的感觉。

表现主义是斗争的艺术，是焦虑的艺术，是关于在冷漠宇宙（而不是仁慈富足的宇宙）中生存意义的艺术。

从希特勒的立场看，他最大的成就可能要算是他将教会可能激发起的对抗性（如果教会真有此打算的话）消弭于无形。这一点值得强调： 当宗教信仰最被人需要的时候，它却没能接受挑战。它发挥的作用太小了。

本我是马，自我是马车夫，马是驱动力，马车夫给马指引方向，自我要驾驭本我，但马可能不听话，二者就会僵持不下，直到一方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