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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宣传威胁民众，说他们会被历史抛弃，落后于时代就会陷入绝望，只能虚度生命；而纳粹主义威胁说，民众的生活会违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恒规律，他们的血液会无可挽回地、神秘的败坏。极权主义宣传非常强调其论点的“科学”性质，这一点常被人用来比较某些在群众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广告技巧。

例如小姐们如果不用这种牌子的肥皂．就会一辈子长粉刺，找不到丈夫，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垄断欲望的胡思乱想，梦想有朝一日，这位“惟一预防粉刺的肥皂”制造商会有力量剥夺所有不用这种肥皂的小姐们获得丈夫的权利。商业广告宣传和极权主义宣传这两者都明显地只是一种权力追求。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掌握了权力，这种科学证明的纠结就停止了。纳粹甚至抛弃了那些愿意为他们服务的学者，布尔什维克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的名声来达到非科学的目的，强迫他们做骗子。

違反人權的各種罪行成了極權主義政府的专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種口实辯解，例如權利等同於對整體而不是對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

条件之平等虽说无疑是正义的基本要求，然而是现代人类最大的、最难确认的冒险之一。条件越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越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当平等不再是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和在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亦即死神的缘故，这种纠缠复杂的结果就明白显示出来。

据此，在鄂兰的解释，极权主义的本质乃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俾能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十九世纪反犹主义运动真正直接的结果不是纳粹主义(Nazism)，相反倒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至少根据它的西方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它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反犹主义的"回答",这并非说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反犹主义制造出来的；

刽子手们只听从命令，并且为他们冷酷的效率感到骄傲，也完全像是“无辜”的工具，由永恒的反犹主义信条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过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2页，林骧华译 时代出版社 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033 ）

关于犹太人总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意味着其他任何人也所谓代罪羔羊，所谓代罪羔羊必然不会再是那种无辜受害者，整个世界都将其一切罪愆归咎于他、并通过他而意欲逃避惩罚;……不只仅因为它成为世界之不义和残酷的牺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负责。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

私人生活被毒化到非人性的地步——例如在通婚问题上——具有公开意义而未解决的问题使本应由感情的无法言喻的法则、而不是由深思熟虑的政策来统治的私人生存背上沉重的负担。

违反人权的各种罪行成了极权主义政府的专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种口实辩解，例如权利等同于对整体而不是对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