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汉娜·阿伦特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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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的实施者中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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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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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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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谋生",这就是社会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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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附庸作恶,视作恶为常事,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恶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恶者眼里,这些恶都不是恶,不但不是恶,还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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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之平等虽说无疑是正义的基本要求,然而是现代人类最大的、最难确认的冒险之一。条件越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越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当平等不再是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和在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亦即死神的缘故,这种纠缠复杂的结果就明白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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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人总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意味着其他任何人也所谓代罪羔羊,所谓代罪羔羊必然不会再是那种无辜受害者,整个世界都将其一切罪愆归咎于他、并通过他而意欲逃避惩罚;……不只仅因为它成为世界之不义和残酷的牺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负责。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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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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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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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子手们只听从命令,并且为他们冷酷的效率感到骄傲,也完全像是“无辜”的工具,由永恒的反犹主义信条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过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2页,林骧华译 时代出版社 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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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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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被毒化到非人性的地步——例如在通婚问题上——具有公开意义而未解决的问题使本应由感情的无法言喻的法则、而不是由深思熟虑的政策来统治的私人生存背上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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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人权的各种罪行成了极权主义政府的专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种口实辩解,例如权利等同于对整体而不是对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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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Evil in the Third Reich had lost the quality by which most people recognize it — the quality of tem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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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人權的各種罪行成了極權主義政府的专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種口实辯解,例如權利等同於對整體而不是對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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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丈夫说过: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率鸿铭(注)曾在对外国记者评论中西方婚姻制度的不同时说:“西方人结婚是爱情的终了;而在中国,结婚是爱情的开始。”这句话用在我的公公和婆婆身上倒很是合适。可惜的是他们的爱情只延续了一年就被死亡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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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说做他的朋友不会有什么好处,做他的敌人也不用害怕什么。这样的人,我估计生活中不会多么让人喜欢,温温吞春的,但工作中需要有这样的人,让人对他既没有亲近欲,也没有畏惧感,希望我和我的团队能够实现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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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对一群听众演讲,随后是讨论环节。这群听众中大部分是女性,但大部分的讨论却是由听众中的男性进行的。在某一刻,坐在中间的一位男士说得太多了,以至于坐在前排的几位女士开始坐立不安,并对着我直翻白眼。讽刺的是,他正在长篇大论地谈自己如何被迫听妻子喋不休地讲述他觉得无聊和无关紧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