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罪恶的实施者中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而当我完全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不孤独的。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荧荧微光。当众星火看见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为明亮，因为它们看见对方，并期待相互辉映。

每一个开端都是一个奇迹。人的本质就在于，每一个人的诞生都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一种新的主动性被引入了世界。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条件之平等虽说无疑是正义的基本要求，然而是现代人类最大的、最难确认的冒险之一。条件越平等，人际事实存在的差异就越难得到解释；而因此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就更不平等。当平等不再是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和在不可避免的共同命运，亦即死神的缘故，这种纠缠复杂的结果就明白显示出来。

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谋生"，这就是社会的定论。

人们附庸作恶，视作恶为常事，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恶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恶者眼里，这些恶都不是恶，不但不是恶，还是一种美德。

关于犹太人总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说法，意味着其他任何人也所谓代罪羔羊，所谓代罪羔羊必然不会再是那种无辜受害者，整个世界都将其一切罪愆归咎于他、并通过他而意欲逃避惩罚;……不只仅因为它成为世界之不义和残酷的牺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负责。现代专制政体同过去一切暴政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恐怖不再用作一种手段来压迫和威胁对手，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以统治十分恭顺的民众。

刽子手们只听从命令，并且为他们冷酷的效率感到骄傲，也完全像是“无辜”的工具，由永恒的反犹主义信条支配他们去执行非人道的、非个人化的事件过程。（《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2页，林骧华译 时代出版社 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033 ）

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

私人生活被毒化到非人性的地步——例如在通婚问题上——具有公开意义而未解决的问题使本应由感情的无法言喻的法则、而不是由深思熟虑的政策来统治的私人生存背上沉重的负担。

违反人权的各种罪行成了极权主义政府的专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种口实辩解，例如权利等同于对整体而不是对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

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Evil in the Third Reich had lost the quality by which most people recognize it — the quality of temptation.

違反人權的各種罪行成了極權主義政府的专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種口实辯解，例如權利等同於對整體而不是對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