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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找到一份档案，由格洛布克博士署名，裁定德国士兵的捷克籍新娘必须提供泳装照片，才能获取结婚证明。而格洛布克博士解释道：“这条法令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一场历时三年的丑闻”；因为在这项干预案颁布之前，捷克籍新娘必须上交裸体照片。

在今天的德国，“卓越的”犹太人这一概念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不再拿那些老兵和其他优等群体说事，但仍然哀叹“著名”犹太人的命运，对其他受害者却视而不见。有不少人，尤其在文化精英当中，仍然对德国曾驱逐爱因斯坦而公开表示惋惜。可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与之相比，杀害身边某个普通的小汉斯科恩却是一宗更大的罪。［141］

在一个具有犯罪性质的政府里，这面带有“警告标志”的“黑旗”就“公然”高悬于通常合法的命令……之上，飘扬在一则正常情况下实属犯罪性质的命令之上。回落到明确无二的良知上来，或者，用法学家们更加模糊的语言来说，回落到“人性中普遍的多愁善感”……上来——这种回落不仅是在向问题卑躬屈膝

即这个人无须具备任何特定的不公正意识（Unrechtsbewusstsein）。

正如她所看到的，罪恶的实施者中并不一定只有恶魔，还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令人毛菇悚然的残暴行径，瓦解的正视审判中的戏剧元素。一场审判象征着一出戏剧，因为它始于并且终于施害者，而非受害者。就这场诉讼而言，历史才是庭审的核心。“在这场历史性的审判中，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最高行动理论的基础是，一个主权国家不能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起诉讼，因为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而这条论据在纽伦堡就已被证明毫无效力。……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罪恶的实施者中不一定只有恶魔，还会有白痴和笨蛋；特别是，正如我们亲眼所见，一旦他们的行为得到宗教权威的支持，必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他们不允许他们的反对者为信仰英勇献身，这是我们这个世纪极权政府的净化措施之一。“

双赢者把生活看作一个合作的舞台，而不是一个角斗场。一般人看事情多用二分法：非强即弱，非胜即败。其实世界之大，人人都有足够的立足空间，他人之得不必就视为自己之失。人际交往的六种模式双赢不是什么技巧，而是人际交往的哲学，是六个交往模式之一，这六个模式分别是：◎利人利己（双赢）◎损人利己（赢／输）◎舍己为人（输／赢）◎两败俱伤（输／输）◎独善其身（赢）◎好聚好散（无交易）“我认输，你赢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