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开端都是一个奇迹。人的本质就在于，每一个人的诞生都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开始，一种新的主动性被引入了世界。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人们还是有期望光明的权利，而光明与其说是来自于理论与观念，不如说是来自于凡夫俗子所发出的荧荧微光。当众星火看见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为明亮，因为它们看见对方，并期待相互辉映。

当我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我是最活跃的；而当我完全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最不孤独的。

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其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不无及。

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为了"谋生"，这就是社会的定论。

记得我丈夫说过：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率鸿铭（注）曾在对外国记者评论中西方婚姻制度的不同时说：“西方人结婚是爱情的终了；而在中国，结婚是爱情的开始。”这句话用在我的公公和婆婆身上倒很是合适。可惜的是他们的爱情只延续了一年就被死亡中断了！

记性最好的年龄也是最健忘的年龄，那就是童年时代。一个人诗意地记得越多，他就越容易忘记，因为“诗意地记得”在实际上就只是对于“忘记”的表达。如果我诗意地记得，那么，那被体验的东西就已经有了种变化，通过这种变化，这被体验到的东西就失去了所有那使人痛苦的成分。

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被“当作”为何物、对它们的解释，以及它们对现在及未来生活的影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欲望，并不一定是对别人真正有兴趣的证明。

记得有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说做他的朋友不会有什么好处，做他的敌人也不用害怕什么。这样的人，我估计生活中不会多么让人喜欢，温温吞春的，但工作中需要有这样的人，让人对他既没有亲近欲，也没有畏惧感，希望我和我的团队能够实现这种关系。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对一群听众演讲，随后是讨论环节。这群听众中大部分是女性，但大部分的讨论却是由听众中的男性进行的。在某一刻，坐在中间的一位男士说得太多了，以至于坐在前排的几位女士开始坐立不安，并对着我直翻白眼。讽刺的是，他正在长篇大论地谈自己如何被迫听妻子喋不休地讲述他觉得无聊和无关紧要的事情。

记得有一天，有位盖伯母和我妈妈在屋子里哭，妈妈叫我带她两个小男孩到院子里玩，盖家小兄弟说：“不知为什么我爸爸的头挂在城门楼上。”二00一年，在沈阳已复校的中山中学“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开幕时，有人赠我《勿忘九一八》纪念画册，有一张全页照片：古城楼上，清晰的一排血淋淋的壮汉头颅，怒目龇牙，血淋淋的国恨家仇全未放下。与我童年记忆印证，永难磨灭。

记号法的不规范往往是哲学错误的先兆，而完善的记号法则会成为思想的替代物。不过，虽然也许是记号法首先向维特根斯坦先生提示了，逻辑只局限于世界内部的事物以对立于作为整体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对于某个能从上面来俯视它的超越的存在者来说，也许是有界限的人，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不管它怎样有限，它却不可能有边界，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在它之外。……

记忆对于我们，像不像逛游乐场？经过许多游戏摊位，进到鬼屋探险，坐惊险的过山车，然后倦了累了，出场后回头一看，只见远处亮晶晶灯光，摩天轮缓缓转动，一切已是身后之事。

记录，只是出于一种非常单纯的人类感情：这是我的父老兄弟。他们应该和我一样，在这里呼吸自由的空气。他们被无辜的用暴力终止了生命。我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一个个面容，记得他们的一个个梦想，我不愿意这些面容和梦想，被暴力抹去。我希望他们的生命继续在我的记录中，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也有活的权利。

记得自己第一次弹滑音的时候，因为太疼，眼泪几乎要掉出来。滑音要用指背扫过键盘，一眼看上去很简单，其实很痛。他甚至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自己熟知的曲子从自己指尖流泻出时的感动。听的时候是那么简单，但弹的时候又是那么困难。自己弹出来的，只是似是而非的不成曲调的曲子。

记忆带有选择性，模糊性及排他性，并长期处于冬眠状态。而写作正是唤醒记忆的过程童年、青少年在人的一生中如此重要，甚至可以说，后来的一切几乎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或被决定的。

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Evil in the Third Reich had lost the quality by which most people recognize it — the quality of temptation.

记忆的广度由我们复述信息的速度决定。…在工作记忆中，只能复述有限的信息。在语音环路中，发音时间是信息容量的决定因素之一。

違反人權的各種罪行成了極權主義政府的专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種口实辯解，例如權利等同於對整體而不是對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

记忆可以巧妙地掩藏起来，可以牢牢埋进地底，可是它形成的历史却无法抹消。历史是不可能抹消，也不可能改变的。那么做就等于杀死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