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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消闲、游戏、娱乐，其实本来就是“小说”这个文类的固有传统，鸳鸯蝴蝶派文学后来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当中，或隐或显始终存在。消闲娱乐至今也还是流行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理论基础。但是“鸳鸯蝴蝶派”真正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主要是在1906年到1918年，在小说界革命和“五四”之间，在梁启超和鲁迅之间。

梁任公把小说抬到那么高的位置——新国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都要新小说——一方面，显然对后来鲁迅等人用小说启蒙救亡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表面激烈反传统，其实内心还是延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精神。梁启超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构成了百年中国小说的内在精神矛盾。就像黄克强李去病的思想矛盾，贯穿了百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变迁。

受他影响的日后中国小说的发展，是否也会一直存在着“觉世与传世”的艰难选择？还是说，只有觉世者才可能传世？

鲁迅这段评述告诉我们：第一，鸳鸯蝴蝶派和之前狭邪青楼小说的明显区别是：佳人也是良家女子，男人终于可以和妓院以外的女人谈恋爱了。第二，鸳鸯蝴蝶派是因为《新青年》的流行才消退的。

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和晚清谴责小说，在感时忧国、批判现实和白话语言三个方面，都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有直接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至少在时间上不是无缝衔接。在20世纪初小说革命和“五四”新文学革命中间，差不多有十几年，隔着一个很不相同的“鸳鸯蝴蝶派”。

四大谴责小说，焦点都是官场，但是写法不同。《官场现形记》没有中心人物，主角就是官场；《怪现状》的中心人物“我”只是一个目击者、见证人，小说主角是“怪现状”。到了《孽海花》，终于有了核心人物，有了男女主角，支撑全书情节发展。小说写官场有三个特点：第一，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写官场；第二，借异国情调写中国官场；第三，从男女角度写官场。

晚清四大名著中，吴趼人（1866—191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李伯元（1867—1906）《官场现形记》都是通篇嘲笑、讽刺官场社会种种现象，书里都少有令人同情或赞赏的人物。

简而言之，晚清四类小说，青楼狭邪、侠义公案、社会谴责、政治幻想，“五四”以后貌似第三类批判写实成为主流，其实不同文类传统各自发展，且互相渗透，但直接间接都受到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影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鲁迅关于“立人”的想法，是在留学时期接受欧洲人文主义还有日本明治维新影响而逐渐形成。鲁迅和晚清作家们一样觉得中国病了。但他已不认为只是官场病了，只是政治危机导致民族危机。

当时，人们都觉得“五四”是对晚清的超越，50年代再从“人的文学”发展到“人民文学”又好像是对“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第一，中国的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官场，还是在民众，还是在“人”呢？第二，文学是否一定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解答中国的问题？“五四”百年，我们必须肯定鲁迅他们的突破意义。但是，鲁迅那一代又是否过于乐观了呢？晚清文学处理的“官本位”问题在中国果然已经不再重要了吗？

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