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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的兄弟感情非常脆弱，一过中年就各管各家。

换句话说，比1945年到1952年这个阶段更加重要。这是一个严肃严的转折时期。第一，写作动机变了，有意直接露社会政治题；第二，想象读者变了，主要面对海外读者，而不是上海小市民；第三，生产机制变了，获得美新处的资助，甚至是订合约；第四，题材文风技巧也变了，开始写不熟悉农村生活

回想五四当年，知识分子英姿勃发，热风呐，振臂一呼，启蒙救亡。可是五四到今天一百年，今天在网上，还要呐喊，要讲唤醒社会忧国忧民……拜托，谁在听？谁在意？今天流传最广、最多粉丝、最多刷屏的就是各种流言，就是政治的或者风花雪月的未经证实的消息。今天最大胆的呐也是采用流言的方式。

只是，胡适把文学作为工具，目的是文字改革、语言改革；而陈独秀把文学作为工具，要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是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更重要：一个是“改良”，一个是“革命”。其实后来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一直犹豫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是英国模式还是法国道路，决定了一百年间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的各种选择，这么巧合地出现在新文学的第一个篇章上，像是某种预言。

我刚读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有写情书的需要，开始想抄，第一个找到的是鲁迅的《两地书》，发现没办法抄，鲁迅的情书一点谈情说爱都没有。但《日记九种》得抄！里面写肉麻的感情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有好几段非常细，郁达夫就把恋爱中所有的心情都写下来。后来那日记给王映霞看到，她大发火。郁达夫就跪下来向她求饶，保证绝对不发表一一当然，我们后来都看到了。稿费归王映霞。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没人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它具备了拍电影的很多基本条件，有故事，有男女，有深度，又有知名度，为什么那些电影导演老是拍《小时代》，不拍《第一炉香》？

苏联有个教授申请移民，当局问他，在苏联吃得不好吗？他说无可抱怨。穿得不好吗？他说无可抱怨。你住得不好吗？他说我无可抱怨。那为什么还要离开呢？就是因为我无可（不能）抱怨。当然这是过时的政治笑话（但愿）。

近现代文学的背景变了。第一，现代知识告诉我们，中国不是天下，只是一国。第二，近现代中国还是一个被欺负的国家，当时快要灭亡的国家。于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进入了现代文学的核心，这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从形式上看，《老残游记》又是20世纪中国最早的抒情小说，小说叙事形式表面还是章回体，但主要人物就是情节主线，人物心情就是风景文字。

西方人在香港找到了一个伪东方、上海人在香港看到了一个伪西方。这句话应重复一遍，今天依然如此一一西方人在香港看到一个伪东方，中国人在香港看到一个伪西方。

世俗、消闲、游戏、娱乐，其实本来就是“小说”这个文类的固有传统，鸳鸯蝴蝶派文学后来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当中，或隐或显始终存在。消闲娱乐至今也还是流行文学和网络文学的理论基础。但是“鸳鸯蝴蝶派”真正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主要是在1906年到1918年，在小说界革命和“五四”之间，在梁启超和鲁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