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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的市场利率受两方面力量的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一般来讲，短期利率由货币政策决定，主要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结果，短端利率的变化通过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传导到利率曲线中端和长端，形成无风险利率曲线。私人部门借款人面对的利率是无风险利率加风险溢价，货币政策操作可以通过调控无风险利率来抵消风险溢价的变化，或者间接影响风险溢价，以维持合适的融资条件。

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我们已经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原因包括加入WTO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人口结构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挤压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用改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从供给端看，决定经济的供给能力的三个方面——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短期内的变化都不大。劳

显然，一种资产的金融化，是通过提高该资产市场的流动性而产生的。问题恰恰在于，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创新，其不懈的动力和客观的结果，就是提高了所有资产的流动性。举例来说，房地产历来是流动性最差的资产，但是经过一级又一级的证券化和信用增级，基于庞大的市场交易规模，与房地产相关联的金融资产如今获得了很高的流动性。

回报率的差异背后是风险的差异。首先，影子银行的信用风险比传统银行业务大，顺周期性也更大。理财产品本质上还是一种间接融资，通过银行体系的媒介进行，但和银行信贷比较，无论是银行内部的风险监控与管理，还是当局的监管，都有差别，中介机构在理财产品发行以后，没有跟踪、管理相关资产风险的动力与能力。也就是说，影子银行贷款更依赖于抵押品，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违约风险似乎较小，一旦房地产行业进入下行阶段，违约风险就会暴露出来。

从微观层面看，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引导资源配置，只要价格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及时、充分地反映其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市场利率就处在自然利率的水平，经济体系处于一个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但因为有价格黏性、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往往偏离均衡利率。央行的工作就是试图引导市场利率趋向均衡利率，但央行能否准确把握均衡利率水平是一个挑战，既有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有政策目标与取向的考虑。

在古典经济学的实体经济世界里，货币是支付手段，是支持人们消费和投资的润滑剂，不影响消费和投资行为。在凯恩斯的货币经济世界里，货币是人们投资的工具之一，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减少了生产性投资。而与其它商品不同，满足货币需求不会带来就业，因为货币供给的成本很低。在凯恩斯眼中，对货币的需求不是有效需求；相反，其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就是货币需求上升导致的。

不过，他的主要贡献，是将维克赛尔的天才思想引入了说英语的国家。

金融周期的结构影响最终也体现在总量上。从需求端看，贫富分化的一个含义是抑制消费需求。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当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社会的平均消费率就会受到抑制。

判断经济增长的走势，一般都是短期看需求（消费，投资，出口），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但两者有时候是交织的，政府的短期需求管理可能影响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能力。比如，对出口的以来降低有利于需求结构的平衡，但对供给端效率的提高来讲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房地产价格相对于其他价格的快速上升拉动相关的投资需求，但同时也挤压其他行业，抑制经济供给能力的增长。